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3篇）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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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时；虽然如此,学制还是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开设一定数量的西学课程,这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学制所规定的学习期也较往常的要长,达29至30年。除此之外，该学制还比以往的学制在教育系统方面设置得更为周密和完备,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自成系统。这促成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的形成，对以后学制的组织形式有重要的影响。
4.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还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教育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4.1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较突出的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催生了一批的新型知识分子，这就在思想上埋下帝制灭亡的种子。清末新政时的教育改革不但废除了旧式教育体系，还建立了新式教育体系，从而使得西学的传播得以合法化和普及化。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在清政府的鼓励和各地兴学舆论的鼓吹下全国各地都出现办学热潮，这就大大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虽然当时的新式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带有强烈的封建落后性，但是新式学堂毕竟不同于旧式的书院和私塾，增添了为旧式教育所不能容纳的一些新东西。比如像外语、数学和理化以及法学等西学课程的设置。这就开阔了学子们的眼界,并且缓慢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像法律和政治等一些社会学科在学堂的讲授则必然会引起学生们对封建专制的怀疑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除以上所述，一些留日学生归国后到新式学堂任教，其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这就使得新式学堂的学生思想发生改变。至此，在这些学堂中开始成长出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这批新式的知识分子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大多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学。且不说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但对于丧权辱国和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大多是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便汇成为推翻清廷革命主流。他们逐渐认识到变革是改造社会的必要途径甚至是推翻现有帝制制度。
二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也对帝制的存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始于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废除旧式教育体系，建立了近代教育的初步体系。积极发展的新式学堂吸引了较多的适龄青少年,甚至包括一些士大夫。由于这些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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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新旧“士”的力量对比在彼消此长中迅速发展。同时，新式学堂组成的实业学校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学生在实业学校继续学习。至1909年,全国实业学校在校生达167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1907年在湖北各类实业学校肄业的旧式士大夫约1000多人。实业学校的普遍兴办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一定的较为先进的机械化生产技能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学生在实业学校接受的是与私塾书院完全不同的教育，其接受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时期旧式士大夫的择业观也出现新的动向,从事工商和金融以及交通等实业的人迅速增多。“以浙江为例,1910年旧式士大夫的流向就与以前大不相同,士大夫从事实业者占近28%。随着近代教育、新闻出版和科学以及工商等各种事业的兴起，读书人突破了传统的私塾传经的职业发展道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不再全部以为官为一生之任，而是出现了许多专业学者或学问研究专家，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开始向多元化发展。”1绅与商的互相渗透和转化，表明绅士的社会阶层和其内在的凝聚力已经裂散，从而使传统士子走向自然消亡,官民联系稀疏甚至脱节,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瓦解。这些充分表明这次教育改革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封建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教育基础，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4.2对教育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为实现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在教育领域颁布了许多重要法令,其中重要的有1901年的“兴学诏”和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以及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除此之外，还有1905年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诏”等。从这些章程内容来看就不难发现其主要讲述的是向西方教育制度学习的内容,都是以西方教育体制为根据，详陈利弊。科举的废除，新学制的实施就是这一特点的体现。新学制的实施,扫除了近代学堂的兴起障碍,从而迎来了中国教育史上繁荣的景象。同时，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新学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办学逐渐向纵深发展。随着教育的大发展,新的教学内容也大量引进。中小学堂增加了外国语和理化以及体操和乐歌等课程；大学堂所授内容也有所改变，其大部分为近代科学和部分的汉化学科。至此，在清末时期初步形成了我国近代学科
1杨玉青.清末教育改革与帝制危机[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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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基础。在清末教育改革时期为了弥补新教材的不足,各地又翻译大量西方著作与之相适应。在教学方法上也做了一些改变，当时普遍采用的是近代教学法和班级授课制。从清末新政开始到辛亥革命的爆发,经过十余年的教育改革,一套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了。虽然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其自身统治,企图用“西学”来挽救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向近代化迈进。但清政府对教育改革的积极实践和探索,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并且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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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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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时；虽然如此,学制还是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开设一定数量的西学课程,这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学制所规定的学习期也较往常的要长,达29至30年。除此之外，该学制还比以往的学制在教育系统方面设置得更为周密和完备,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自成系统。这促成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的形成，对以后学制的组织形式有重要的影响。
4.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还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教育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4.1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较突出的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催生了一批的新型知识分子，这就在思想上埋下帝制灭亡的种子。清末新政时的教育改革不但废除了旧式教育体系，还建立了新式教育体系，从而使得西学的传播得以合法化和普及化。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在清政府的鼓励和各地兴学舆论的鼓吹下全国各地都出现办学热潮，这就大大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虽然当时的新式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带有强烈的封建落后性，但是新式学堂毕竟不同于旧式的书院和私塾，增添了为旧式教育所不能容纳的一些新东西。比如像外语、数学和理化以及法学等西学课程的设置。这就开阔了学子们的眼界,并且缓慢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像法律和政治等一些社会学科在学堂的讲授则必然会引起学生们对封建专制的怀疑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除以上所述，一些留日学生归国后到新式学堂任教，其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这就使得新式学堂的学生思想发生改变。至此，在这些学堂中开始成长出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这批新式的知识分子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大多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学。且不说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但对于丧权辱国和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大多是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便汇成为推翻清廷革命主流。他们逐渐认识到变革是改造社会的必要途径甚至是推翻现有帝制制度。
二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也对帝制的存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始于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废除旧式教育体系，建立了近代教育的初步体系。积极发展的新式学堂吸引了较多的适龄青少年,甚至包括一些士大夫。由于这些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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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新旧“士”的力量对比在彼消此长中迅速发展。同时，新式学堂组成的实业学校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学生在实业学校继续学习。至1909年,全国实业学校在校生达167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1907年在湖北各类实业学校肄业的旧式士大夫约1000多人。实业学校的普遍兴办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一定的较为先进的机械化生产技能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学生在实业学校接受的是与私塾书院完全不同的教育，其接受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时期旧式士大夫的择业观也出现新的动向,从事工商和金融以及交通等实业的人迅速增多。“以浙江为例,1910年旧式士大夫的流向就与以前大不相同,士大夫从事实业者占近28%。随着近代教育、新闻出版和科学以及工商等各种事业的兴起，读书人突破了传统的私塾传经的职业发展道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不再全部以为官为一生之任，而是出现了许多专业学者或学问研究专家，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开始向多元化发展。”1绅与商的互相渗透和转化，表明绅士的社会阶层和其内在的凝聚力已经裂散，从而使传统士子走向自然消亡,官民联系稀疏甚至脱节,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瓦解。这些充分表明这次教育改革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封建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教育基础，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篇三：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第十一章清末新政(xīnzhènɡ)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建立(jiànlì)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qīnlüè)中国，次年“辛丑条约(tiáoyuē)”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yínwēi)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
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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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1902年（农历(nónglì)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xuézhì)”。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jìnxíng)了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bānbù)，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xuézhì)”，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
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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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一）、壬寅学制系统
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壬寅学制(xuézhì)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二）、课程(kèché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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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chuántǒng)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xiǎoshuō)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quánɡuó)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三）、壬寅学制具有如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