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家训散文原创10篇 家风家训散文原创10篇篇一个人的一生，都会打上童年的烙印。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又小又大的山村度过的。说它小，是因为当时山村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千；说它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家风家训散文原创10篇 ,供大家参考。
家风家训散文原创10篇
篇一
个人的一生，都会打上童年的烙印。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又小又大的山村度过的。说它小，是因为当时山村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千；说它大，是因为我的外公通过教会我阅读，让我随时进入到广阔的精神世界。那里，无边无尽；那里，气象万千。
我的外公是位小学校长，为人严厉慈祥。我跟着他长大，学会两样东西，一是喝茶，二是读书。
每天清晨，外公早起必用砂壶煮一壶酽茶，看茶色由浅变浓，端起来倒入杯中，他一大杯，我一小杯。入口极苦，外公不让吐出来。“慢慢咽下去，一会儿甜味就会上来。”外公说，这叫回甘。虽然长大后了解到空腹喝茶对身体并无益处，但清晨起床就体味先苦后甜，已成为一种习惯，也慢慢从喝茶中悟到吃得苦才能尝得甜的人生道理。
每天晚上，外公便点起灯开始读书。为了节约用电，他总是点蜡烛、煤油灯看书。有时候是竖排的繁体字，有时候是横排的现代文。他看书时，总是随手抓一本给我，从最开始带拼音的儿歌古诗到后来线装的四大名著，不认得的字、不懂的地方随时递给外公讲解。他们那一代的读书人，文学知识非常扎实，读过的书，几乎过目不忘。有时候外公来了兴致，还会把自己读的书讲一段给我听。外公特别喜欢古代将士的故事，一套《薛仁贵征西》读了无数遍，也给我讲了无数遍。“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外公虽是文人性情，却颇有侠客气概，一辈子念念不忘征战沙场、保家卫国。外公还喜欢用书和我玩游戏，我刚认字不久他就告诉我，我的名字是他取的，取自于《三国演义》，让我自己去找。小时候的我哪里耐得住性子读半文半白、大部头的《三国演义》，粗粗读一遍蜀国的故事没有发现，再粗粗读一遍魏国的故事，还是没有。我便怀疑外公是否在骗我？想让外公给我直接指出来，他却笑而不语。直到读大学时，外公已去世，伤怀之余再细读《三国》，终于看到第四十八回曹操横槊赋诗前的景物描写“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才知道名字的出处，也明白外公并没有骗我。那一夜，在熄灭台灯后，泪如雨下，仿佛听到了外公隔空的教诲：“看书还是要仔细些。”也仿佛回到小时候的深夜，外公吹灭蜡烛或拧熄煤油灯，跟我说：“睡觉吧丫头，留点精力明天再看。”
阅读，是外公亲手为我种下的慧根，让我失意时有支撑，得意时能感恩；热闹时有所止，寂寞时有陪伴。不管身在何处，都不大为外界的环境所影响，而心一旦入了定，人在山村、人在基层，也觉得分外有味道。斯人已逝，情怀常存。每当夜色降临，打开读书灯，看到窗外的明月，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温柔闲适的时光，仿佛外公还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仿佛这时光，从来没有改变……
篇二
古往今来，有多少高贵的心灵、高洁的境界、高尚的行为在民间久久传颂，深受百姓的崇敬与爱戴，如一代清吏包拯、于廉、海瑞的故事影响深远，再如人民公仆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的事迹震撼人心。但之于我，却是父亲的影响最为深刻。父亲憨厚老实，文凭不高，如今也已过耳顺之年，却仍然坚持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乡亲们谋福利，为村集体而奉献着。
父亲做事严谨，不论从生产队长、到大队会计，还是村书记，在调解纠纷、批地基、处理家庭纠纷等方面都不趋炎附势，欺压弱小，本着公心，怀着热情为村里做事,威望极高。他还经常教诲我们在外的儿女要廉洁，要公正，不贪不义之财，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父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使我们几个儿女都养成了在工作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挑肥拣瘦，尊敬领导、团结同事，在单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父亲的“官”不算官，却是百姓的父母官，写材料、开证明、修水渠、做大堰……大事小事离不开他。父亲的“官”不算大，但找父亲帮忙的人却特别多。乡亲们都很淳朴，请父亲吃
饭、给点小礼品，父亲也都呵呵一笑，“应该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咱不兴那一套”，宛然拒绝。
记得我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父亲任村里的大队书记兼大队会计。一天上午，突然听到房门外有“咚咚咚”的敲门声，我好奇地从门缝里偷偷看。进门的是本村四十多岁的伯伯，他谄笑着边向父亲问好，边提着大包的东西走进屋里来。父亲望了望那伯伯手中大大的袋子，心里早已明白，是找父亲“开后门”的。那伯伯笑着把那袋子拿起来，“就是那个，杨书记啊，你看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那伯伯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就打断他，眉毛立刻拧成了一块儿，摇摇头便一口回绝了他，跟那伯伯说“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公平公正的做事”。几分钟的沉默，那位伯伯勉强地挤出一点笑容，放下手中的东西准备告辞。父亲叫住他，说把东西拿回去吧，伯伯尴尬地笑着带着东西走出门了。
年幼的我，在房间里看得十分不解。出来之后我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他想吃低保。又说他家有三个儿子都能挣钱，没有资格吃低保。原来父亲是想让真正有困难的困难户吃上低保，而不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父亲的清廉，让我深受感动。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时刻保持着他的廉洁，平凡的他，做着平凡的事，骨子里却有着一颗廉洁的心。
父亲是辛劳的，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清脆的噼里啪啦的算盘珠响起来了，我知道父亲又在加班做报表了，父亲可是村里有名气的算盘高手。现在父亲岁数大了，眼睛花了，但为乡亲们做事的心却一直没变，自己配个老花镜，仍坚持自己写，自己算。用我母亲的一句话说：“三个鸡娃，也要数上一中午”，说的便是父亲为乡亲们的事情认真，执着的劲。
有人说，清廉是一棵松，在万木凋零的冬日，依然挺拔翠绿。
有人说，清廉是一株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有人说，清廉是一朵云，无论是结成冰化成水，依然晶莹、甘纯、透亮。
也有人说，清廉是苦藤上结出的果，看起来很苦，吃到嘴里却清冽甘甜。
我要说，清廉是一种官德，也是一种人品，更是一种境界，清廉使人威严，更使人崇高。
篇三
前段时间，适逢母亲八十岁生日。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凡整十岁的生日都要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我们做儿女的也没能免俗，邀请了亲戚们前来为老太太祝寿。
为了达到父亲“简朴低调有意义过生日”的要求，我们严格控制参加祝寿人数，只邀请亲戚不邀请朋友，且不收任何人的“份子钱”。拜寿、切蛋糕、唱生日歌、致贺词、合影、子女献歌等场面热热闹闹，母亲很是高兴。
晚上，众亲戚散去，我们姐弟三人围坐在一起陪父母亲吃晚饭。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父亲不顾我们的阻拦，再一次亲自下厨。没过一会儿，父亲的“拿手菜”被端上了桌。不用看，我们姐弟三人都知道那盘精致的“拿手菜”肯定是韭菜炒小藕。夹起小藕吃了两筷，味道虽然不如父亲年轻时做的那般可口，但父亲的良苦用心却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泪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眼眶里打转，父亲和他的“拿手菜”的故事又再次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做“拿手菜”，是在姐姐正式参加工作那天。虽然时间久远，但当时的场景却是历历在目。
那天，是姐姐从泰兴师范毕业到工作单位正式报到的第一天。傍晚，做教师的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刚放下学生们的试卷，猛然看到母亲正在厨房里为女儿张罗着“庆功晚宴”，父亲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跨上自行车就出了家门。我们都以为父亲肯定是去学校拿什么东西，却没想到他去了菜场，买了韭菜和小藕回来。一到家，父亲就招呼我们姐弟三人拣韭菜，他则认真地切藕片。
母亲有点好奇，问他在忙活什么。父亲把头一抬，神神秘秘地说：“我要为闺女做一道‘拿手菜’”。
话一说完，就自顾自地忙去了，倒把母亲愣了半天——也难怪，平时父亲忙于教学工作，对
家务事一窍不通，更别提做饭烧菜了。用母亲的话说，她一顿不烧，父亲就一顿没得吃。现在父亲突然说要烧个“拿手菜”，母亲能不感到惊讶和难以置信吗？
天黑的时候，父亲的“拿手菜”上桌了，母亲宣布开饭。大家围坐在一起庆祝大姐顺利参加工作。
我心生纳闷，倒要看看父亲烧了一盘什么宝贝“拿手菜”。不看不要紧，一看有点失望，不就是一盘普通的韭菜炒小藕嘛。父亲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失望，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单独做这道菜吗？你们看，韭菜是青色的，小藕又叫莲藕。青代表清白，莲代表廉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大姐她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清白做人，廉洁做事。当然，对你们大家的希望是一样的。”那年我还在读高中，弟弟在读初中。我们虽然还小，父亲的厨艺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大家吃那盘“拿手菜”却吃得津津有味。
从那以后，我和弟弟以及我们姐弟三人的孩子大学毕业、正式工作以及每年生日的那一天，父亲无论多忙，都要赶回家中和我们一起吃饭，都要端上那盘“拿手菜”。我们姐弟三人知道，父亲是在时时刻刻地提醒我们，一定要清白做人，廉洁做事。人们常说一个幸福的家庭必定要立家规、正家风、严家教，我想，我家的好家规可能只需一盘“拿手菜”就足够了……
篇四
江苏省扬州市作为国务院首批颁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在建城的2500年里孕育了多个名门世家。无论是从政为官的仕宦世家、崇文重教的学术世家、行医济世的儒医世家，还是挥毫舞墨的书画世家、精音通律的艺文世家，都形成了良好的家风传承，带给其历代子孙坚定的指引与深远的影响，也带给了我们启迪和思考。
正心求义
崇廉尚俭
从政为官者在扬州世家中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清两江总督、洋务大臣周馥家族，清两淮盐运使、江苏巡抚何俊家族，都是仕宦世家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家族庞大兴旺，为官治学五六代，每一代都成绩斐然，实属家学渊源深厚。
以周馥家族为例，周馥这位兴学堂、办洋务的晚清重臣，其子孙中，子辈周学熙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领军人物，孙辈周叔弢、周叔迦，重孙辈周珏良、周绍良等人，都是文史哲、理工科的尖端人才。有人统计，周家的人才之广、教授之多，可办一所中等规模的大学，这在中国近现代家族史上是蔚为壮观、极其罕见的。
在周家子孙为周馥所汇编的《周愨慎公全集》里，有周馥生前写给子孙的家训六条、家规十八条。“家训六条”分别是：
“培心地，积阴功，祛隐恶，端家范，谨言语，慎举动。”
“家规十八条”分别是：
“重孝第，端表率，勤学业，戒非为，重勤俭，重赒恤，严祀事，慎配偶，禁乱宗，禁争继，緜宗祧，息讼端，遵礼教，慎交接，重和睦，护阴木，禁颓废，清账目。”
在“家训六条”中，周馥在首条写道：
“培心地。心为一身之主，身为一家之主。培心地即培家本也。人生世间，百物受用有尽，惟此善根无尽。……盖家之兴衰久长，系于一心。人生求福，以培养心地为先。心地若坏，百事皆坏，无可指望矣。”
周馥认为心存正气与善念是人生幸福的根本，心地若好，家族就能兴盛不衰；心地若坏，家族就会求福无门。换言之，心不正则身不修，身不修则家不齐。
周氏家训的另一条“祛隐恶”这样叙道：
“祛隐恶。夫所谓隐恶者，非必损人益己。如今之奸淫谋夺者，始谓之恶也。即念虑之间，常存盘算人家之心，虽未得利，此心已坏。言语气象，无不日趋坏境，有心人一见知之，天地神明岂有不知之理。将来祸殃必至，近则及于本身，远则及于子孙。譬之树木，然根本即已先拔，虽枝叶未害，而枯折可立待矣。不必待其招怨惹祸犯法蹈险，而始知也。”
周馥阐明了恶念会招致的祸端，提醒子孙们不要等到惹祸犯法蹈险才开始知错后悔。作为担任过津海关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多个职务的重要官员，周馥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廉洁自持，慎独奉公，不存私心。
在周氏“家规十八条”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端表率”和“戒非为”。
“端表率。为家长者，必须谨守礼法，以御群弟子，凡非礼法之事，一毫不得沾染，非持一家之长为然。……身苟不正，如正人何？徒败自己家规，损自己名誉，带坏自家子弟而已。”
“戒非为。子弟如读书久，急欲谋生，必须力勤正业，或志不为耕读，而技艺百工可以资身，不妨习之。……至于作奸犯科……或不守王法，招事惹祸者……如此等人概将草谱名字贴除，再过三年不改，永远除名，修正谱时，不准入谱，不视为周氏子孙。”
一句“身苟不正，如正人何”，道出了“正人先正己、正己方正亲”的真谛。而一句“或志不为耕读，技艺百工可以资身，不妨习之”，又道出了周馥的开明与通达，志不在耕读可以，但要务正业，若是做一个掌握“技艺百工”并能自给自足的工匠，在这个仕宦世家里也是给予肯定的。
除了《周愨慎公全集》里提及的家训六条、家规十八条，周馥为教育子孙而撰的《负暄闲语》也是周氏家风的集中体现。周馥提到：
“大凡人存心公正，则虑事详审。先审此事于国有益否，于民有益否？”“处一己之事在让，处一家之事在和、在俭，处国家之事在安而不扰。”“尤以固民心为重，不可有幸功图便之心，须时存杜患防危之念，即建旋乾转坤事业，亦只从顺民心做起。”“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
可以看出，周馥传达给子孙的为官之道是公正、爱国、为民，在他的眼中，作为一个官员，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在具体处事方面，周馥提到：
“余平生遇家事，惟守素节用，淡泊处之而已。至于一身行止，惟义是视，从不趋利避害。”“违义而荣，不如守义而困。”“能慎独克己，得失心知。”“富贵之家苟能世守敦厚，不忘贫贱素风，则后世虽微，尚不遽至大败。”“人存心不忠厚，人处家不勤俭，终必覆坠。”
道义、清廉、勤俭始终是周馥教育子孙的行政之道。
周馥的儿子周学熙，秉承了父亲廉洁自律的生活作风，虽位居高官，却一心为民、艰苦朴素。周学熙也为子孙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示儿最后语》中写道：
“先公笃信程朱学，孝儿传家忠厚存。门祚兴衰原有自，愿儿诗礼教诸孙。”“祖宗积德远功名，我为功名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传家声。”
事实证明，周氏的优良家风得到了传承与延续，并使家族成员在其熏陶下各有所成。
读书忧国
崇文重教
扬州历史上的学术名门也不在少数。“高邮二王”的王念孙家族、“四代一经”的刘文淇家族、“父子传胪”的陈嘉树家族，“文理兼修”的朱自清家族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以“四代一经”的刘氏家族为例，刘氏家族自第一代刘文淇始，至第四代国学大师刘师培止，四代人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左传》的疏证工作。刘文淇为刘氏家学的开创者，他一方面为《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撰写工作开创先河，另一方面也在疏证方法上给后人奠下了基调。郭院林教授所著《
清代仪征刘氏〈左传〉家学研究》中提到：
“纵观刘氏四世家学，刘文淇致力于《左转》学，奠定家学基础；刘毓崧贯通群经诸子，气象大开；刘寿曾兄弟汲汲于完成家传之学而呕心沥血；刘师培融会先人学说，发挥家学精义……治学风格上精醇笃实、广阔通达。”
另一个颇有名望的学术世家是吴道台家族。吴氏家族兄弟双双官至道台，后代吴征铸、吴征鉴、吴征铠、吴征镒兄弟均为学者、专家、院士，世称“吴门四杰”。
吴家的读书堂就叫“有福读书堂”，刻有“有福方能坐读书，成才未可忘忧国”家训的石方
坐落于吴宅芜园之上。而书有吴氏家风“处事无他莫若为善，传家有道还是读书”的楹联则悬于宅第门口。读书，是这一家人始终恪守的人生信条。
再有比较有影响的扬州学术世家是朱自清家族。朱自清先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自称“我是扬州人”。朱先生本人的成就且不多言，其父朱鸿钧便是读书人，官至晚清徐州榷运局长，其弟朱物华系中国第一代无线电子学家、水声工程学开拓者。现任扬州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朱氏后代朱小涛说，朱家没有成文的家规家训，也不曾刻意营造过家风。但是从朱家几代人的往事中可以看到朱家人的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
“心有家国，一身正气，崇德向善，清廉自律。”
济世积善
精进行德
扬州名门世家中，有两例世代行医的家族声望颇高，一是耿氏家族，一是任氏家族。耿氏家族六代为医，而任氏家族到今天已经有十二代传人了。
耿氏家族最有建树的是耿蕉麓、耿鉴庭父子。耿氏医术虽名噪南北，但望重乡梓的却是医风医德。深受家庭熏陶的一代儒医耿鉴庭曾说：
“搞医的，顶重要的是讲医德。我们过去学医，临出徒，老师总要送两件东西，一把雨伞和一盏灯笼，就是让后人切莫忘掉医生的本分，为病人治病，要不分昼夜，闻风而动，冒雨而行。”
在他晚年重病缠身之际，仍不吝向晚辈传承独家技艺，他在著作中说道：
“我已如蚕开始上山结茧，要将所有的丝全部吐出来，嘉惠来者。”
耿鉴庭的一生，被后人评价为：“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典型知识分子的一生，自幼温柔敦厚的家教，塑造出他处世正直、与人为善、宠辱不惊、豁达大度的美德……他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乃博学多才的一代儒医。其学养之隆厚，医道之荣秀，深植于传统文化之沃壤中！”
任氏家族与耿氏家族一样，也是世代儒医。任继然先生的弟子回忆说，先生对病人不论职位高低，人情亲疏，总是一视同仁，热情对待。而任先生前对他的子女与弟子说：
“病人把身体以至生命交给了我们，是对我们医生最大的依托和信赖，我们不但要有好医术，还要有医德啊!”“愿以有生之年，将我一生积累的经验传给你们，医者治人，你们要好自为之，为扬州的中医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修身养性
淡泊自甘
从唐代的“大李将军”“小李将军”，到清代扬州八怪的“罗家梅派”，再到世称扬州“四大女画家”中的吴砚耕、李圣和、颜裴仙家族，一门丹青的书画世家用翰墨诗书勾勒人生轨迹，营造高雅家风。
以李氏家族为例。李鼎先生是晚清时期两浙横浦盐场大使，辛亥革命时临时民政长。据记载，他一生为官清廉，不计得失，在诗书画方面颇有造诣。其子李圣传受父亲影响，擅书法、篆刻，在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中，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其女李圣和是“诗书画”三绝的书画家，自幼传承家学，其书画作品名扬海内外，被多地美术馆、博物馆、纪念馆收藏。
李圣和女士德高望重、博学多才，为人却与世无争、平易近人，是李氏家族在书画方面最有名望的家庭成员。她幼年受父亲引导学习诗书画，扬州许多名胜古迹的楹联都出自她的手笔。她的成就与其父的谆谆教诲是息息相关的。
李鼎先生在其诗作《老来病腕，不能作书，儿女辈颇具家法，赋此勉之》中咏道：
“岁月峥嵘留纸上，精神完足寄毫颠。衰年病腕难如志，家法欣看儿女传。”
寄托了他对于儿女继承翰墨家业的殷切期望，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精神完足寄毫颠”。“精神完足”包含人的道德品格和艺术品格。而李圣和在其《李圣和诗词集》自序中提到：
“先父谓余，欲学诗须先读古人诗，亦犹学书者须先临古人法帖……命余熟读，并告余，读
古人诗，不过学诗之第一步……要择善而从，不可有门户之见、时代之分。先父之言，余终身服膺，不敢忘。”
可见，即便是对于教育子女写诗，李鼎也是极具心思的。在对其家风的探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氏后人不仅传承了祖辈在诗书画方面的艺术与家学，而且更领会、践行了李鼎先生隐匿于书画间的精神品格。
精益求精
服务民众
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的文化名城，精音通律的艺文大家族不在少数。纵观这类家族长辈留下的言语，会发现他们不单力求在专业上精益求精，热爱生活、服务群众才是他们最大的宗旨。
以评话世家王少堂家族为例。王少堂是第一届扬州市著名评话大师，其父王玉堂、伯父王金章均为评话艺人，其子王筱堂系江苏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话大师，其孙女王丽堂系国家级“非遗”代表传承人、当代著名评话大师、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王氏一家四代都投身于扬州评话这门地方艺术，因为王氏家族，扬州评话从扬州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全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最完美的评书评话体系。王氏《水浒》被著名学者老舍称为“通俗史诗”，而西方汉学界则将扬州评话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一个典型范例来理解，将其置于宋元说话与明清话本的历史发展中去认识。可以说，在百余年间，王氏家族将一方文艺推向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历史高度。
在王氏家族的家风传承中，王家前辈是以钻研技艺、服务群众为己要的。王少堂在对晚辈的教育中说道：
“我们要避免自己的短处，突露自己的长处。”“要聚听众的神，集自己的思想，全神贯在书中。”“艺人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生活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说书人不能用虚神为听众服务，要为书中人物服务，演好这场书，就是为观众服务。”
而王丽堂从祖辈父辈那里体会到的艺术追求是：
“演员不仅仅是表演者，还是一个创作者，要让艺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随时随地加入新鲜的东西，始终紧扣住听众的心弦。”
篇五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这是戴望舒笔下的烟雨江南；“火树银花不夜天，彩灯高悬庆元宵”，这是我眼中的炫彩江南。元宵佳节，漫步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上，随处可见宫灯、挂灯、伞灯和球灯，水面上的波光粼粼把本就富有古韵的老街映衬得更加流光溢彩。
海宁人喜爱灯彩，海宁手艺人会做花灯，我的爷爷便是其中的一员。
我的爷爷原本是村里的会计，在那个年代，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知识分子”之一。爷爷多才多艺，会画画，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还会做灯笼，而且为人随和热情，所以每到各种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元宵，我家里便热闹得像赶集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父老乡亲。大人让爷爷帮忙写春联，小孩子求着爷爷做花灯。爷爷一般都是来者不拒，我在一旁帮忙磨墨，爷爷则认认真真写好每一副春联。
做花灯的工序很繁杂，先要将竹子进行加工处理，用竹刨刨去竹面粗糙的表皮，裁取竹条所需的长度，再用编织方法以交叉等方式完成灯架制作。灯架做好了，接下来就要糊灯笼了：先把稀释的浆糊均匀地平刷在灯架表面，然后在骨架上糊一层棉纱布，再黏贴二层细棉纸，将灯笼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后就可以做彩绘了。印象中，爷爷画过鲤鱼、荷花等图案，皆栩栩如生，有时还会写上一首诗，非常精美。等文字、图案完全晾干，最后还要再上一层桐油，待桐油阴干，一盏灯笼才算大功告成。
花灯扎制起来耗时费神，爷爷年纪大了，手脚不灵便，眼睛也有点老花，但面对村民的需求，他从不拒绝，有时还会熬夜赶制，手脚冻僵了就站起来走两圈，眼睛看不清就去配一副老花
镜。“这老头子，做蚀本买卖也就算了，还不注意自己身体！”面对奶奶带着心疼的抱怨，爷爷有点不以为然：“都是乡里乡亲的，要求我帮点小忙，难道还要收钱？这个花灯小孩子都喜欢，我得多做几个。”爷爷写春联、做花灯从不收钱，一开始村民还会送些鸡蛋、水果当做“工本费”，毕竟竹片、棉布、颜料都是爷爷自己花钱买来的，但这些都被爷爷一一退还回去，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了爷爷的脾气，也就不再送“礼”。
写字，一撇一捺成人，站直了顶天立地；做花灯，一心一意成事，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爷爷说他这辈子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清白做人，他一直用这套标准来教育子孙后辈，这也成为了我们家的家风。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让我能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开始每个星期给我10元零花钱，让我自主支配，主要用于购买学习用品以及点心。当时班上有同学开始攀比压岁钱谁拿得更多，更有同学拿出百元大钞购买大把零食，这让我羡慕不已。不敢向父母开口要钱，我就耍起了小聪明，转向疼爱我的爷爷，今天要5块买铅笔明天要10块钱买作业本，其实都被我拿去买了零食跟玩具。没过多久，爷爷就发现了异常，他去学校门口的杂货店一问就拆穿了我的“小伎俩”。那天放学回家，爷爷没有重罚我，而是要求我背诵抄写白居易的《三年为刺史》。“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至今，这首诗还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成为我的人生准则。
“零花钱事件”后，作为惩罚，当年元宵节，爷爷没有像往年一样给我做花灯，他说希望我记住这个教训，能够秉持“有德有礼、风清气正”的家风。第二年元宵节，爷爷就因病去世了，在他的病床上还有一盏未完成的花灯，上面画着一片凌霜傲雨的竹林，边上是两句诗“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奶奶说这是爷爷特意为我做的，只是还没有完成，爷爷就被病魔带走了。
良好的自我修养，需要良好家风的熏陶，长辈的言传身教则是家风形成的关键。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家庭，我的爷爷是一位普通的会计，但他却在朴实无华的言语之中道出了为人处世最基本的正确价值观。他留下的这盏未完成的花灯，也是我人生的指路明灯。
篇六
在我的家乡陕西省镇安县，有一个清代的知县很有名，他姓聂名焘，字环溪，是湖南衡山县环溪村人，进士及第。乾隆十三年，夏秋之交，他骑着马，到镇安上任来了。他到任后，兴旺人丁，启智教化，兴桑养蚕，畅通道路，修建义仓，编纂县志，七年后离任时，以“时推陕南第一”的政绩，赢得了“父老攀辕哭”的百姓动情挽留。
聂焘能成为一个好知县，与他父亲和聂门家风有很大关系。从史料上看，聂家上下数代，人才辈出，三袭进士，两入翰林，真正是一个地方的名门望族。而他父亲聂继模，以满满的“正能量”，上承下继着这个家庭的大业，不仅使聂焘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在他出任知县后，更是以耿耿老父之心，持续关注着儿子的做人为官之道，让聂焘在不长的仕途生涯中，放射出了十分夺目的光彩。
谁能想象，聂焘上任时，是他七十八岁的老父亲，亲自陪送来的呢？那时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马，是骡子，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不远千里，鞍马劳顿，送子赴任，他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有关父亲的责任来的。第二年，他又安排儿媳带着孙子，一起到镇安陪伴来了。也就在这一次，聂老还让儿媳带了一封信，以后，这封被称为《诫子书》的长信，被录入清朝《政令全书》。那是一本为官者必读之书，书里是这样评价这封信的：“字字珠玑，发人深省，在历代家训中堪称上乘之作。”
聂老到底给聂焘写了些什么呢？
一开篇，聂老就说：“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这句话是因儿子来信操心家事引起，紧接着，聂老又说：“以无家信为平安尔。”接着话锋一转，就说到了工作上：“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今服官年余，民情
熟悉，正好兴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说了大事，又说生活细节，针对他“睡懒觉”的事，端直批评道：“居官者，宜晚眠早起。”他说：头梆响，你就要起来洗脸漱口，二梆响，你就该处理公文、考虑一县的大事了，即使没事，也不能赖在床上，关键是要养成好的习惯。儿子在给乡友的信中，大概说了几句颓废的话，聂老知道后，就在信里批评小聂：别人觉得怀才不遇，“愤激而谈，何必拾其唾余耶”。说完这些，又跟他谈与下属的关系问题，说：山大沟深，涉水尤险，虎患成灾，行路艰难，对下属不可“过行琐责”，要“御之以礼，抚之以恩”，他说为官者，任何时候情感都不能偏斜，片面，一旦“偏倚”，在社会上会贻害百姓，“在衙供役者，亦然”。聂老又讲到了钱的事：儿子因公做了“赔垫”，害怕“父母忧”，只写信告诉了母舅，他就批评儿子：“尔视我为何如人？”连好消息坏消息都分不清了？“以善养不以禄养，彼闺阁中人能分晰言之”，何况我这个八十岁的老汉呢？“大抵自己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身家计”，“养廉银两，听尔为地方使用”。这是多么明白的一个老父亲哪！
在谈到官场做人时，几段话十分精彩，聂老说：“往省见上司，有必须衣服，须如式制就，矫情示俭，实非中道。”意思是不要故意装出一副朴素节俭的矫情样子。“诚能感人，谦则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他还要求儿子：“不可自立崖岸，与人不和，又不可随人嬉笑。须澄心静坐，思着地方事务。”还要做到有错必改，才能“渐觉过少，乃有进步，偶有微功，益须加勉，不可怀欢喜心，阻人志气”。
在工作方面，聂老特别叮嘱儿子道：“镇安向来囹圄空虚，尔到任后颇多禁犯，但须如法处治，不可怀怒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说到这里，他还特别多说了两句：自己虽不是一个官医，但一直坚持到监狱给犯人看病，自儿子出仕后，地方上就不好意思让他去了，“然我自乐为之”，连你七十岁的继母，也还在亲自为犯人搓着丸药，“近来益以此为事”。他说，你懂得父亲说这番话的意思，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宜于牢狱尽心”。在说到“山区开发”时，聂老还讲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山中地广人稀，责令垦荒，原属要着，但须不时奖劝，且不可差役巡查。如属己业，不可强唤，遽行报官。有愿领执照者，即时给付，不可使书吏指索银钱。日积月累，以图功效。”在二百多年前，一个老中医就知道“奖劝”于民，而非“强唤”“报官”“巡查”之类，他认为这是日积月累、久久为功的事，即使一心为民，也不可贪图短期效应，强制执行。尤其在他的一首诗中，还有这样两句关于“生态文明”的话语：“多少山田开不尽，尚留一半卧财狼。”在教育问题上，他更是谆谆告诫儿子：“秀才文理晦塞，耐烦开导，略有可取，即加奖劝。”还说对待人才要“出以诚心”，尤其不可“杂一毫戏嫚”。他还特别强调“劝农”“劝学”二事，“皆难一时见功，须从容为之，不可始勤终倦”；“种子播地，自有发生”，“尔在镇安，正播种子时，但须播一嘉种，俟将来发生尔”。
信写到最后，聂老再三叮咛：“知县是亲民官，小邑知县更好亲民。做一件事，民间就沾一事之惠。”还说人不在官大官小，关键看你给老百姓做了什么，“实心为民造福，一两件事，竟血食（祭品）千百年”。这比视百姓为“寇仇”“路人”的那些“高位显秩”者，不是强了很多吗？鼓励之余，他再三讲，不要记挂家里，曾子说：“莅官不敬非孝。”他说自己年龄越大，越相信这句话，为官不敬重你的职责，就是对父母的最大不孝了。
这封家信一共三千字，却留下了一段传颂不息的佳话。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生命基石，也只有从这种家庭走出来的生命，才可能真正反哺温润家庭、家族，并福及他人、民族、国家。
聂焘不仅留有卓著的政绩、美好的官声，而且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他把镇安自有史以来的人文、地理、建制、里甲、户口、田赋、官师、风俗、物产、古迹，全都详细撰修入志，以十万字的洗练文笔，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独特地域数千年的人文演进，他还亲自写下多处“焘按”，文字优美，见解独到，论述精辟，如凿空勒石。比如在《官师》结束时按语：“官有正署，为民父母一也。乃其视署任为传舍，视斯民如秦越，是自外于父母也。”说有的官员，把官署只当了旅社，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就跟相距遥远的秦国与越国一样，那你不就是自绝于人民了。他还说：“自设官以来，累累若若何可胜载。其所遗者，必其可遗者也。然所不遗者，又未必其不可遗。”这是怎样一种哲学把握啊，他对《志》类书籍于官员的颂功记载之真假虚实，可谓一语中的。中国古代，由于科举制度，把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吸引到了社会管理层，因而，在这个队伍里，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文化精英，赓续了灿若星河的中华文脉。他们的政绩，不仅在形而下的“养蚕”“修路”“建义仓”，更在形而上的对社会价值、道德风尚、精神文明灯盏的拨亮与润泽。
聂焘从镇安离开那年是61岁，在现在也该是退休年龄了。他因政绩“时推陕南第一”，而调任凤翔大县任职，也算是一种重用，但他急流勇退，以高堂无人敬奉为由，辞官回家教书，门生年达数百人以上，直至终老。他离开镇安那天，父老倾巢而出，拉着他的车辕不让走，他激动地吟了一首《调任凤翔留别镇安父老》诗：“捧檄出南山，回首念山谷……官民父子情，欣戚知同屋。饥者待我饱，寒者待我燠。”百姓纷纷给他竖大拇指，夸他干得好，面对父老的真诚远送，他挥泪长吟：“悠悠此心期，梦魂常追逐。”
篇七
为了确保家声不坠，先贤们留下了许多家训。而家训中对于诗教的看法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颇值得玩味。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古人家训多有对子弟潜心学诗的勉励。孔子曾经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既指明了应该学习的内容，也是中国人庭训的滥觞。唐代张齐贤《豫章胡氏华林书堂》一诗说，胡氏家族“儿孙歌舞诗书内，乡党优游礼让中。”正因为要求子弟以沉浸诗书为乐，所以华林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仅胡氏一门就有55人考中进士，身居尚书、宰相的不乏其人。北宋文人苏颂对子弟也有“论诗识温柔，讲易知谦巽”的训示。需要指出的是，先贤所谓的“诗”，广义地说是指所有的诗歌；狭义地说则是指《诗经》。“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而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以历代贤哲多取以教育子弟。
另外，不少家训还要求子弟能够从事诗歌创作。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中说：“诗是吾家事。”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以诗知名于世，杜甫曾称“吾祖诗冠古”，难怪他认为诗歌创作乃自己的家学传统。杜甫在诗歌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固然和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转益多师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与家风有内在的关联。北宋诗人王禹偁曾道：“家风袭雅章”；李清照也曾道：“犹把新诗诵奇句，盐絮家风人所许。”在这里李清照含蓄地用了谢道韫以柳絮喻雪的典故以自况。《世说新语》中记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撤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因为谢朗和谢道韫的回答分别含有“盐”“絮”二字，后人便以“盐絮”指美好的诗句或诗才。李清照不但认为吟诗是自己的家风，还指出这种家风受到了世人的肯定，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得意和自豪。
清代文人华宜曾撰词说：“吟咏是家风。笑煞而翁。爨烟不起句矜工。痴绝又看痴种继，蠹产书中。格律那沉雄。应恕儿童。乌丝须界写笺红。寄与长安潦倒客，一展眉峰。”华宜指出吟诗是自己的家风，儿子的诗歌格律虽欠沉雄，但其造诣差堪慰藉。在华宜笔下，吟诗还成为了儿子的精神食粮，即使爨烟不起，饔飧不继，也淡然处之，颇有“孔颜乐处”的意味。
曾国藩则在家训中晓谕儿子曾纪泽：“凡作诗，最宜讲究音调。”“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曾国藩对儿子的晓谕，既道出了自己的作诗心得，也凸显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先贤在家训中要求子弟学诗，理由不一而足。孔子从实用的角度要求儿子学诗，他曾对孔鲤
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在孔子看来，《周南》《召南》中蕴含有修身的礼仪规范，所以要求儿子潜心学习，否则便如墙面而立，寸步难行。颜之推则从人生艺术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角度，要求子弟致力于学诗。他极其鄙视贵族子弟“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在《颜氏家训》中敦敦告诫子弟，不会赋诗的话，“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道是“嘉会寄诗以亲”，而疏于诗艺在宴集赋诗的场合则难免失皮露质的尴尬。更可悲的是，不但自己难为情，还被他人所不屑，“有识旁观，代其入地。”所以颜之推指出，与其这样丢人现眼，“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陆游则在《家风》一诗中指出：“便费闲吟亦未可，吾徒岂独坐诗穷。”陆游认为子弟不吟诗是不行的，而贫穷绝不是吟诗所导致的结果。在陆游之前的欧阳修曾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王令也曾说道：“自是古贤因发愤，非关诗道可穷人。”陆游除了和欧阳修、王令看法一致外，还告诫子弟，纵然贫穷，也不应该废却吟诗。
相对于学诗、能诗的家训共通性，也有一些先贤在训示中要求子弟远离诗文的。苏轼在《洗儿》一诗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生下了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孩儿所作。苏轼是不世出大才子，其聪明在诗文上有充分的体现；但诗文又是苏轼遭受政治迫害的祸阶，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愤激之词。1936年，鲁迅在病重之际，于散文《死》的篇末写下了遗嘱，其中第五点是对儿子周海婴的训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充分凸显了鲁迅对儿子脚踏实地的期许，对空洞文章的摒弃。后来周海婴没有从文，而是成为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也意味着他没有靠父亲的荫庇，而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对于先贤要求子弟远离诗文的观点，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万不可囫囵吞枣，全盘接受。
家训中的诗教，本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家风，有助于子弟成才，有助于家声不坠。但是家训中的诗教主张却呈现出多元化趋向，这根源于先贤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念的不同。
篇八
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邾国（战国时称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与周秦时期其他的区域性文化，如齐文化、晋文化、燕赵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秦文化、巴蜀文化等相比，邹鲁文化堪称一枝独秀，不但孕育了儒墨两大显学，引领了百家争鸣的时代潮流，而且还具有此后蜕变、上升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在潜质。
邹鲁文化源远流长。公元前6世纪中叶，孔子诞生后不久，吴国人季札、晋国人韩宣子先后访问鲁国，他们以其所见所闻盛赞“周礼尽在鲁”，对鲁国保存的“乐”叹为观止。这时的鲁国是名副其实的周代礼乐文化的重镇。到了孔、孟生活的时代，邹鲁文化更是繁荣发达，独步一时，天下领先。一大批“邹鲁搢绅先生”，如孔子、颜子、曾子、有子、子思子、墨子、孟子等，站在时代前沿，招徒讲学，著书立说。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是邹鲁文化沃土培育出来的两大爱的学说，与印度释迦牟尼的“慈悲”并称于世，是古典文明世界几乎同时迸发出来的三束人类之爱的光芒。孔子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时间上领先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百多年，而在构想上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更富有理想的神韵，两千多年来引导和激励着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孔子和墨子分别创立了并称“显学”达两百年之久的儒家和墨家学派，揭开了诸子百家大争鸣的序幕；子思和孟子又在儒家内部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孔门和墨门弟子众多，来自四面八方，邹鲁成为贤士出入之地。孔子晚年在鲁国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使这六部经典成为数千年中华文化承上启下的枢纽，被称为“中华文化元典”。孔子弟子及后学陆续编纂和创作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被南宋大儒朱熹合称为“四书”，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行于世。正因为如此，《庄子·天下》篇在叙说中国学
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时，充分肯定了“邹鲁搢绅先生”的历史性贡献。他们不但在历史上开创并引领了一个诸子百家独立思考、自由言说的时代，而且还把这个时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中心舞台转移到了邹鲁一带。
大道之行，行于邹鲁之邦；文明以止，止于洙泗之滨。邹鲁文化的巨大成功，还孕育了另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在中国历史上，被中央政府认定并封为圣人、居文庙与学校（庙学合一）之上而享受“国之典祀”的，只有五人：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而这五位圣人全部出自邹鲁，出自儒家，由此可知邹鲁文化的非同凡响。他们之所以被尊为圣人，在于他们拥有极高明的道德和智慧，学以致用，制作了“四书五经”系列的中华元典，奠定了垂法后世的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基础，创立了人们观察、分析、解决人生和社会基本问题的思想范式。文化元典、价值观、思想范式是推动中华文明按其自身逻辑永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规则。
很少有人注意到，儒家这五位圣人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们对尧舜以来优良家学、家教、家风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形成了只有在邹鲁才得一见的圣人家风。
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首倡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以孝悌治家的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敬天、仁爱、让国、勤俭、执中等姬姓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源远而流长。尤其是鲁国立国之初，周公对其子伯禽的教导和训诫，一篇见于《韩诗外传》的“周公诫子”，其来有自，传颂久远。鲁人仰慕周公之德，设家教，立家风，世代沿袭，形成为一项优良传统，在邹鲁一带广为传承。降至春秋时期，邹鲁一带的家风以好学、知礼为特点，成为当时远近各地“闻其风而悦之”的家风典范。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这两位伟大的母亲先后独自承担起家教的重任，上承邹鲁家教优良传统，下启邹鲁孔、颜、曾、孟四氏家风，其母仪千古的风范令人赞叹不已。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对慈母的家教有着强烈、深刻、鲜活的记忆，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居家时，独自一人站在庭中，儿子孔鲤从其身旁走过，孔子叫住儿子，问：学《诗》了没有？儿子回答：没有。孔子接着指教：不学《诗》，就不会谈吐优雅地讲话。于是儿子回去学《诗》。隔了几天，同样的情景再次出现，孔子又教导儿子学礼，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足于社会。于是儿子回去学礼。孔子教导儿子学《诗》、学礼的家教案例，感动了弟子陈亢。陈亢原以为孔鲤毕竟是孔子的儿子，会有一些私下授受，真相却是孔子对弟子和儿子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孔鲤和其他弟子完全一样，并没有多学些什么。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和他的父亲颜路同是孔门弟子，父子二人共同培育了颜氏家风，而颜子的贡献尤大。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修德、讲学堪称孔门楷模。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德行居首，颜子名列德行第一。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真正做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的情况和颜子类似，也是父子同在孔门受教。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孔子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日三省吾身”为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睛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子是浸润在母教的阳光雨露中成长起来的。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传颂后世、脍炙人口的故事，被称为“母教一人”。孟子的母亲不像孔子的母亲那样三十几岁就早早过世，而是活到了八十多岁；孟子成年后，母亲也仍然能够对孟子的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孟子的思想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孟氏家风，无疑深受母亲的影响。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于普通的家庭。像孔子、孟子这样幼年时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只要拥有良好的母教和家风，就有机会“下学而上达”，出类拔萃，成为优异人才。待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光大门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孔、颜、曾、孟四氏圣人家风，由家学、家教而形成，极高明而道中庸，具有领先性和示范性的特点。就其极高明而言，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奠定的家风，形成了家学、家教、家风的完整序列，家风以家教为基础，家教以家学为根底，成为后世孔、颜、曾、孟四氏后裔以及历朝历代名门望族效法的家风范式。就其道中庸而言，家风必由家教而形成，家教却不必来自家学。在传统社会，不少父母有着严厉的家教，不但知道课子读书，而且教育子女即使不识一字，也必须堂堂正正做人。这种缺少家学环节，仅仅由家教而形成的家风，其实正是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早年家庭情景的真实写照。孔母、孟母、颜父、曾父无家学，有家教，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家庭可以“见贤思齐”，向孔、颜、曾、孟四氏家风看齐。事实也是如此，两千多年来，圣人后裔不忘祖训，名门望族和寻常百姓也都向往圣人家风，以圣人家风为范本，培育自家家风，形成了无数的不同类型的优良家风，传承中华美德，作育优秀人才，改良社会风气，塑造礼义之邦。
篇九
治家贵严，以整齐严肃为宗旨，这是曾国藩一生奉行的家规准则，“严父常多教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严肃出气象，为了培养子弟一种好的习气，曾国藩基于自己宦海沉浮数十年的经验，力戒子弟游手好闲、骄傲不驯的浮华习气。他一生勤于写信，几乎三天两头要写信回家，因此，他人虽不在家中，但家中几乎时时都有他的影子。
严的具体表现在于立家规。他时时写信叮嘱在家中的四弟曾国潢，“我有三事奉劝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种遗规。”除了对四弟提出要求外，他还与九弟曾国荃探讨家规，兄弟统一思想。最终，曾国藩与弟弟们立下“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家训”。他告诫家人子弟：“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习之。”又严格规定：“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椅、牧粪、锄草，是极好之事。”
曾国藩的家规不可谓不多，但核心在一个词：气象。他说：“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
所谓气象，在古人看来是能预示吉凶的云气变化，也是指人的气度、气派。在曾国藩看来，气象分两种，一种是官气，一种是生气。
所谓官气，是指一种富贵气。曾国藩的家规中坚决反对家人子弟染上富贵气息。他反复申诫：“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在他看来，真正的富贵是内在的精神富足，否则，“文人富贵，起居便带市井。富贵能诗，吐属便带寒酸。”因此，他强调子弟要在自修处求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
所谓生气，是指一种生动活泼的元气。曾国藩指出：“一国有一国之气，一家有一家之气，一身有一身之气，元气者，生气也。能养生气，则日趋于盛矣。”生气从哪里来？曾国藩指出：“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一收一放，两面兼顾，便可惜福远忌。”勤字加俭字等于生气。他又说：“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早扫考宝，一人之生气。”书蔬鱼猪四样可以培养一个家庭的生气，早扫考宝四样可以培养一个人的生气。“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反之，骄字加惰字就等于官气。他分析历史上的事例总结道：“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惰字致败。”“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曾国藩尽管军务政务繁忙，但他特别注意观察家人子弟的气象变化，一旦发现苗头，便及时指出。他反复提醒在乡下主持家业的四弟曾国潢好好管教子侄辈，同时又赋予其治家的责任，以使命来激励曾国潢带头严守家规。
曾国藩为了让家规落在实处，特别重视时时在细节上提醒。诸如什么是骄，骄的危害，如何来防范。他不仅提醒这些家规的具体细节，还时时告诫如何来落实家规的具体办法，如：“以勤劳为体，以谦逊为用，以药佚骄。”“至于兄弟之间，我也只是爱德，不喜欢相互姑息。用勤俭相教，用习劳守朴相劝勉，这是兄弟之间以德相爱；丰衣美食，随心所欲，这是兄弟之间以姑息相爱。姑息，会使兄弟们四体不勤，充满骄气，将来做出丧德败行之事，这是我领着兄弟们干不孝的事，我不敢这么做。”
曾国藩认为，戒傲惰，必须以守谦勤为主；戒奢侈，必须以崇尚俭约为主。他平生以“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世味淡薄身心无累”为法，对吕坤所说“置富贵、贫贱、死生、常变于度外，是养心第一法”玩味尤久。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因此，“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也矣。”
其后，曾氏家族人才辈出，与其家规严整关系重大。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任常驻英、法大臣，不辱使命的同时，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确保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使馆落成，他还亲书一联悬挂大门两侧：
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父俭以养廉之训；
参羊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
上联警策自己，要不忘其父“俭以养廉”的家训，在西方的花花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下联则阐明其外交宗旨，效法孔子“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和《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宗旨，赢得了欧人的尊重。
要言之，曾国藩的家规之所以有效，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家规中蕴含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他不追求那种表面的富贵，而希望达到精神气象的富贵。家教家规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载体，正确的价值导向才是根本，才能得到家人子弟们的自觉遵守。古人云：“父母之爱子，为之计深远。”曾国藩的家规真正做到了为之计深远。
篇十
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一个村竟然涌现出中科院院士、解放军上将、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等300余名。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熊大闰，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熊光楞，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熊光明等，都是从这里走出来。
这就是位于江西南昌县冈上乡境内的月池熊氏小村庄，遐迩闻名的“教授村”。
一个小村庄为何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走出如此多的优秀人才？这不得不引人深思。熊氏后人直言道：“教授村的形成，我认为最主要还是得益于心远中学创始人熊育鍚先生。”
熊育鍚（1868-1942年），字纯如，南昌县冈上镇月池村人，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江西近代教育创始人。“惓惓以倡办新学，作育人才为己任”。他一生破家纾财，倾注毕生心血兴办教育，曾创办心远小学、心远中学、心远大学等。其中，心远中学与当时长沙的“民德中学”、天津的“南开中学”并称为国内三大私立中学，培育了陈寅恪、饶毓泰、吴有训、熊正理、胡先骕、傅抱石、邹韬奋、袁玉冰、黄道等一大批名人。对此，严复在给熊育鍚的信函中予以很高评价:“贤弟生平以教育为唯一之业，极深佩叹”“舍身忘家，以教育后起为己任，此真圣贤用心，而为国家洪福”。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爱国务实
爱国务实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有了它的丰润，必能描绘大写的人生、成就不凡的业绩。熊育鍚20岁以前曾应童子试，举秀才，补“增生”。此后，他大量阅读范仲淹、张载、朱熹、王阳明、张居正、王夫之等人的著作而思想境界大开，遂绝意仕进，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晚清至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思潮的激荡下，熊育鍚“读康南海、梁任公、谭复生诸先生所著书，憬然知旧学之不可专治，西洋学问之可贵”，并极力推崇严复的学术思想和社会理念，从而选定了一条“科教救国”之道，决心以兴办新式学校来培养新型人才，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他自撰“钩金虽小无他质，蚁力式微总耐长”一联以自警自励，表现出远大的志向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受儒学、理学的深远影响，“爱国务实”的价值取向在熊育鍚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熊育鍚曾担任江西省教育会副会长、省教育司司长、临时省政府委员等职，一生参与过许多政治活动，他曾说：“吾人不可无政治兴趣，但不可有政治野心”。他注重探讨“古今中外得失，兴亡治乱之故”，进而形成了他积极入世的基本态度。早在1918年，熊育鍚从日本考察回国时，就对日本必然侵略中国作了准确预测，他发表演讲说：“盖彼邦区区之岛，幅员既狭，物产亦啬，无煤无铁供其科学上之应用，势非实行其侵略主义不为功，故虎视狼贪而思染指于大陆”，告诫大家要有民族危机感，对此“蕞尔小国”应保持高度警惕。
爱国务实的逻辑起点在于家风的养成。熊育鍚家教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育有8子3女。作为大家庭的家长，熊育鍚每逢周末，都要召集全家人聚会，讲解国家形势、探讨社会现状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等。熊育鍚家教严格，他常告诫家人不要打着他的招牌在外干不好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对家人的管束也很严格。除了过年，平日家里（包括家族）不允许打牌，如果发现，必严加管教。他认为打牌浪费时间，消磨意志，腐蚀心灵，丧失志气。他还打比方说，“你们还有闲情逸致搓麻将，有这功夫不如洗木炭去。黑木炭洗得白吗？这麻将摞起来，推倒又洗，什么时候才能洗干净！”
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民族的大爱与奋斗中，足以见证一个人的无私情怀。熊育鍚以自己切身体验深感中国之积弱，他教育大家无论做什么事，包括对学业和工作的选择，都不要先考虑自己，而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他鼓励大家要关心国事，把读书求学同将来改造社会、振兴国家联系起来，将来像“蔡（锷）、黄（兴）诸公，为国家建功立业”。在专业的选择上，他力主攻读理工科。其次子熊正理，自幼好诗文，颇具文学素养，然而在其影响下，赴美留学，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理学院硕士学位，学成后毅然回到祖国，是湖南大学物理系创建者，建国后历任武昌华中工学院、湖南师范学院物理系教授，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吴有训、严济慈、施汝为等。其侄子熊正瑾，四川大学教授，曾在美国和闻一多、梁实秋等一起创办“中华戏剧改进社”，是最早演出文明戏的人。其长孙熊大开在心远中学即将毕业时，他特地嘱咐要报考理工科。熊大开后来考进三江文理学院，攻读土木工程专业，后任水利系统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崇文尚学
教育、读书、知识，这是熊氏家族血脉相传的基因，也是熊氏家族鲜明的文化特征。熊育鍚的曾祖父熊世昌做了一辈子乡村教师，是当地的庶族寒门，但他“嗜读书，尝手持一篇，坐檐下，陈雪压屋将圮，犹展诵不绝”。作为一个知书识礼的封建知识分子，他比一般民众更关注后代的命运。晚年，熊世昌曾召集三个儿子詠和、论和、谏和谆谆嘱咐：“将来每房至少得有一人读书。”而这样一句听起来极普通不过的话，却像金科玉律般深深刻在子孙后代的心底，成为世代相传的“家训”。
熊世昌家中十余口人，仅靠其微薄的塾资维持，入不敷出，之后，他的三个儿子走上了经商之路，家境渐渐宽裕。他们注重加强宗族建设，频频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为鼓励族中子弟治举业，詠和之子禧祖还设立了“心远堂”，并兴建读书楼与购置大批书籍等，以实现熊家子弟读书之夙愿。熊育鍚父亲熊光祖年轻时外出经商，在修水经营熊氏产业，时逢太平军攻占修水，他在“危城中逃出，惊悸得心疾，不能治生”。母亲黄太夫人不仅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更可贵的是秉承了熊家重视教育的家风。她自己布衣粗食，十分简朴，甚至缩减对客人的招待，然而对丈夫和子女们精心照料，毫不吝惜。
熊育鍚一生勤学不已，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各种书籍。每日晨起后及就寝前，必读数页书籍。他读书甚为仔细，边读边批注圈点。熊育鍚对子女的教育十分关心，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他平时很忙，但只要有时间，就给孩子们批改诗文，还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和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他鼓励大胆质疑，具有教育家的雅量和气度。其子女一般都读完了心远中学，多数读了大学。
熊氏子弟读书求学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又由熊氏子弟扩展及女性族人，后来甚至连嫁进熊家的媳妇也都要求读书学文化识礼仪，以便更好地教育后人。
出于教育家的天性，熊育鍚有一种习惯，他平常随身携带一本手册，随时记载学生的才能、专长以及性格等，作为培育的参考。比如：发现某人在某方面的潜能，既赞叹不已又到处宣扬。他说：“爱才不局限于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学生，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人才，他也同样是见贤如不及，或延揽或举荐，虽力不能用者，也必会奖掖有加。”
“我曹爱国起求学，德体智育须交修”。熊育鍚绝非冬烘学究。他反复叮嘱子孙要注重体育。熊正理在心远中学就读时便是省内的篮球名将；熊大开在心远中学就读时喜爱多项运动，比如篮球、排球、田径，且担任校篮球队队长。
质朴真诚
月池熊家村的家规这样写道：“律为首，孝为先。和为贵，善为本，亏待自己，必有后福，亏让谦和，祖辈兴昌”。熊育鍚通过言传身教让优良家风得以传承。他很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凡要求孩子做到的，先要求自己做到。他自奉节俭，但对读书好的熊氏子弟、熊家外亲以及其他学生因家境贫困不能升学的，他都倾囊相助，使其得以深造。他生前收入并不多，除少量的开销外，大都用于办学和接济他人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平时，登门或写信请求他解决各种问题的人络绎不绝。他谆笃守信，对于别人的请托，凡是认为属于合理的他都会出面帮助；对待私人来函，他总是及时回复。南昌县冈上近郊的很多农民有事都乐于找他帮忙。若遇上吃饭的时间，他必请客人与他一道坐在上席，叫子孙们给添饭。直至去世前，他身无长物，连殡葬费都是由子孙们凑齐的。
熊育鍚质朴率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表现在他从不替子孙谋财置产，从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子孙谋官。他认为，“世家大族，虽佳弟子亦不过谨守门户……富贵足以遗害子孙明矣”。他力主让子孙们以自己的才能和工作自立自强于社会。重教为根，廉洁为本。鲁涤平在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期间，曾主动提议要把江西省最大的水路税收站——九江的湖口“卡子”（湖口系长江与赣江流经鄱阳湖的交接口，是江西与上海、武汉等地货物运输的必经之地，当时
江西的铁路、公路尚不发达，主要的货物运输要靠水路，而来往的货船都要在此交纳厘税）的“肥缺”让给熊育鍚，并请求他派遣熊家成员来管理。熊育鍚却推辞说：“我们熊家的人不愿意发财。”其长子熊正珍，心远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大学，长期在省政府当文书抄写员，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儿子谋取一个更好的职位。熊育鍚的晚年，正值抗战时期，这一期间，尽管他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为心远中学和救济难民的事宜上。在熊育鍚的影响下，其子孙后代大都养成了诚实坚韧、耿直清廉的品德。
“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熊育鍚以其优良家风和高尚的道德风范，哺育滋养了熊家弟子的成长。熊氏后裔人才辈出，造就了一个名播海内外的名门望族。良好家风，如春夜喜雨润物无声，荫泽后世代代受益，孕育出社会细胞的美丽与精彩，成为助推宏伟“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