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20篇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浅谈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姓名:岳娟班级:2013级中文系3班 学号:2013504052指导老师:杨高平 摘要:王安忆作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2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浅谈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姓名:岳娟班级:2013级中文系3班
学号:2013504052指导老师:杨高平
摘要:王安忆作为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其本身所具备的女性身份带给她的先天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同男性所持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有着迥然不同的方式,同传统的女性女权作家的性别叙事也有着泾渭分明的不同。王安忆的女性意识介于传统与现代的女性意识之间,在某些意义上,有其独特性。关键字:王安忆女性形象女性意识
一、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
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女性文学”这一概念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女性意识迅速发展趋向成熟。女作家们开始充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充分发挥女性感知方式的优势。她们从各个角度表现女性被压抑的状态,真实地呈现女人由对男性的崇拜、依附转向愤怒、不满的历程,并怀疑女性的克已、温顺、自我牺牲及奉献精神究竟有何意义,她们对女性自身,则以从未有过的冷静与深刻加以剖析、反省。
女性意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女性意识主要包括女性主体意识、地位意识、价值意识与解放意识。从女性意识的培养与形成角度,主体意识的形成为最终结果,即首先是女性对社会中性别不公现象的不满,进而引发对女性价值的重新评价及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质疑和自我解放,从而最终导致女性主体意识的树立和向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转变。依照意识是流动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基本认识,女性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终极的、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也将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二.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一)平凡甚至卑微的、以家庭为重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将她笔下的一部分女性从原来自在欢乐、衣食无愁的生活,推向了无奈的生活现实,使她们经历了为生存而不得不拼搏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转变,她们不但能够坦然的面对,而且决然的肩负起家庭重担,此时在她们心里这个家庭和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人对她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她将自己视为他们的保护伞,从内心感到幸福与骄傲,如小说《富萍》里的富萍、《流逝》里欧阳端丽等,安忆笔下的这些女人,又是以家庭为中心、以丈夫为生命的平凡女性。她们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将自己定位于好妻子、好女人.但是在现实中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会存在着风浪,同样王安忆也将这样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二)平凡但坚韧、富有顽强生命力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所塑造的女性是平凡、朴实的,但是她们却不是平庸、无华的,她们各有特色、富有女性内涵,读者在读时可能会感觉平淡无奇,但是细细品味却会发人深省,就如同她所说的流泪并不一定是一个人软弱的变现那样具有深意。王安忆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能够在明确目标的平凡生活中,完美的利用自身细微且敏锐的直觉,依靠理性的思维、本我的意识,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哪怕是前路坎坷、布满荆棘,就算是在碰壁后,她们依然会另辟途径朝着
自己的目标前进,她们用自身把生活韧性与顽强的生命力演绎的淋漓精致,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流逝》里的欧阳端丽、《妙妙》里的妙妙。王安忆小说中这一系列的小女性人物,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演绎了不平凡的人生故事,尽管她们过于平淡,甚者有些琐碎,但是她们有本我的生命意识、有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有最实在的人生经历.(三)面对传统的道德伦理敢于超越的女性形象
对于不顾一切的追求物质和身体欲望的女性,很多人都会站在伦理和道德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批判与评论,而王安忆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的她却对这类女性的特质加以突出。这类女性冲出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她们前卫的、超越常人的对家庭及婚姻的思想观念,使她们生存于传统的道德底线外。她们对待爱情及生活,没有过多的考虑过社会意义,只是单纯的为得到性爱满足、或是将其视为交易以此为途径而获得更高、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只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作品中,王安忆用同情、宽恕、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态度来描述这些女性,并通过其作品暗示,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男女地位带给处于性别弱势的女性的伤害。必须强调的是,王安忆作品的内涵不仅在于提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人类命运的挖掘,她以其特有的女性经验为视角,深入人性,针对人类本性和现代问题提出发人深省的质疑。三.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回归(一)童年的体验
王安忆的女性意识源头最早来自于童年体验。作家的无意识心理,一方面是民族历史、社会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沉淀;另一方面又是个人历史经验,特别是早期经验的积淀1。王安忆的童年经历对其女性审美偏好也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纪实与虚构》中也有过类似的内容:“那时候,母亲正忙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天一早出门晚上十点钟才可到家.那时我父母每天上班,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家里成了我的天下.”散文《思路》里也提到:“小时候,我很寂寞。爸爸在南京尚未调回上海,姐姐上学,阿姨在厨房烧饭,妈妈呢,则在小房间里,把门关得很严,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觉得这样无视我的存在,完全是不应该的.我撅着嘴,心里是一样的恼火,思路算什么?难道比我的寂寞还重要?”由于母亲忙于工作,致使童年时代的作者无法感受到母爱。对母爱的渴望使得作者在潜意识里更倾向于那种古典家庭贤妻良母型的女性。
王安忆和李昂在关于妇女问题和妇女文学的对话中强调:“我现在特别想回到一种自然状态,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在家里操持.”2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王安忆的女性意识里有一种很传统的、古典的东西.她乐于在家庭生活里确认一种以男性作为家庭依靠的生活方式,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安心地把小家庭操持得井井有条。(二)职责的回归
现实的生活是严酷的,女性要在上海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拼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就必须如男人般顽强地求生存,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一块柔弱的角落,等待着爱人的抚慰。在女性的现实境遇与作者女性理想的巨大反差之下,王安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女性思想,《流水三十章》中张达玲这一形象是作者刻意设计的英雄形象,但是她最终背离了她的道路,汇入了普通的大众的人流。“我不忍让她在30年之后再继续承受英雄的命运。”在王安忆的作品中,
1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760.2王安忆.上海女性[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1.
可以发现那些孤傲的女英雄们的结局大都是不幸的,那些优秀坚强的上海丽人们的婚姻前景是可堪忧虑的,那么反过来看,作者心里能得到幸福婚姻生活的女性类型是怎么样的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她冷静地旁观着女性的立场,理性地分析着男女两性间微妙的支配关系.
在作者的心里,并不是希望女性沦落为男性的附庸品,而是提醒所有的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面前,再自立的女性都要回到既定的性别格局上来。女性越独立自主,给男性的压力和责任就越大,在确定婚姻家庭关系之前,怎样的性别换位都行,一旦这种婚姻家庭关系确定,要想维系这种传统的关系,女性应该确立一种依附意识3。王安忆在散文《坚不可摧》中有一段议论:“女性依然是男性不可推卸的责任重负,越是独立自主的女性,这责任越沉重。无论是如何自由地在男女关系中互换位置,到了婚姻面前就各回各位,无法含糊通融。婚姻的方式坚不可摧。再是屈从的男性或是独断的女性,都无法否决婚姻关系中的既定性别制度.在强大起来的女性跟前,男性似乎理所当然地担任起软弱的角色,他们甘当昔日的女性角色,由着女性专权,这只有在婚姻外的男女关系里才可以实现。”《流水三十章》里的张达玲最终背离英雄的道路也正说明了这点。当然,作家所持有的女性依附意识与传统女性的依附意识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基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成熟而呈现出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是女性的主动选择,选择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依附,而是相对而言的,是人性的自然呈现;后者则是在女性主体意识沉没于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度统治的前提下,被迫地进行的选择,因此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依附,注定了她们的不幸.(三)曲折的表达
在王安忆“三恋”系列发表后,也有许多评论家认为作者在“三恋"中持女权主义立场,吴亮就说过:“女人中心立场在这三部小说里愈演愈盛.”在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形象里,确实也能看到些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子.从那些有着西方女权主义影子的上海女性们的不幸结局里,我们发现作者的重心不是在宣扬女权主义,而在冷静地阐发上文提到的女性依附意识4。因此,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很真实地再现了现实中的上海和上海女性,作者一方面尊重作品的现实性,但在另一方面也并未放弃自己的女性意识,而是在一个个坚强自主的上海女性的不幸故事中巧妙地传达了出来,其间的曲折是可想而知的。王安忆曾说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作者从小在上海长大,在对上海女性耳闻目睹的同时,也有了清晰而透彻的认识。因此,她笔下的上海女性不仅拥有真实的历史感,也具有作者的主观印记。作者在构筑上海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都市丽人们在新时期下的生存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她独有的女性思想。四.结语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实践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以完全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视角去观察人自身和世界,体认女性经验,表达女性意识,并对女性个体的生命经验作了艺术提升,抵达一种集体经验;同时,她的小说创作也努力摆脱将女性作为对象和编码的男性中心叙事传统,进一步书写女性自身的文化想象,颠覆了男性表达其意志和理想的编码与组合,开辟了另外一个不同于男性价值陈规的话语空间,通过质疑传统的性别秩序,重构新的女性角色,赋予日常生活以本质意义,
3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4[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肯定了女性的主体地位,突显了女性的主体价值.可以说,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具有某种程度的女性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1]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J].读书,1996(06).[2]徐德明.历史与个人的众生话语[J].文学评论,2001(01)。[3]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J].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23。[5]刘钊。妇女研究论丛[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43。
篇二: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女作家作品中女性形象及其意识的塑造探究
女性文学史不是一部断代史,从上古时期的神话《女娲补天》开始,从母性的角度揭示人类的起源,凸显了女性意识。但是在男权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阴影中,几千年的古代文学史女性作家的作品少之又少,三国时期的女作家蔡琰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稍有名气,可作品中女性意识之微弱不言而喻。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时期,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新旧交替,由此引发了女性对自己身份的焦虑与不安。女性作家将对自身形象的设定和想象投射到笔下的女性想象身上,她们对中国现代女性的社会角色与规范的设定是与时俱进的。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阐释,通过对新知识女性、底层女性、女战士等人物的描摹,通过女性地位的改变,力求突破传统限制,呈现现代女性的特征,对抗男权对女性的边缘化、客体化,在文学叙述中建立了自我解放的道路,建立了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文化身份,突显出强烈的女性意识。也使中国社会对女性形象、女性意识的塑造、认知产生了变化。本文拟着眼于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作品中女性形象及意识塑造的探究,揭示女性自身解放的途径及意义,进一步探究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女性意识朦胧的觉醒
中国最先觉醒的女性是从反抗、背叛封建父权家长制开始,是从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开始。冯阮君《旅行》《隔绝》、庐隐《海滨故人》《归雁》中主人公的逃亡,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丁玲《梦坷》《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逃离都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寻求自我独立、自我解放的初始。女性获得独立形象的第一步,由此开始。
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历史上,女性不仅身体被束缚在家庭里,而且还被从文化心理上来规训女性的服从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文化思想界在先进男性知识分子的召唤和鼓励之下,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秋瑾、吕碧城、沈佩贞等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女子,以“女国民”的身份现身民族解放和女性启蒙运动。但是这类女性在当时还是少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知识女性才以群体的姿态走出闺房,接受教育。她们在五四时期的冲突中勇敢地走出了家庭,背叛传统的女性角色,争取个人自由和解放。但是,在挣脱了父权家庭的束缚,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进入新家庭生活时,这些叛逆的少女最终变成了被束缚在丈夫家庭中的怨妇。
“五四”时代是性别意识觉醒的时代。冰心是五四时期登上文坛的著名女作家,她的《秋风秋雨秋煞人》是站在女性立场上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出的质疑,她还以母爱的名义来创作,她歌颂母爱,从而凸显她的女性意识。庐隐的文学是软弱的觉醒者的文学。在《海滨故人》中,庐隐以自己为原型
塑造了露莎这个女性形象,《象牙戒指》里的张沁珠是个复杂的女性形象,作品中的女性对婚姻迷茫、对人生困惑、对情谊留恋,承受着生命不堪承受之重。冯阮君极力要求书写内心的感受,她从女性角度大胆表述女性对纯真爱情的渴望及性爱需求。她的《旅行》《隔绝》《慈母》等小说,歌颂大胆纯真的爱情、不顾礼教的约束、为爱情反叛出行,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表现在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这一主题上。
二、中国女性自觉意识立场的挑战谢玉娥在她主编的《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中认为:中国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在“五四”。女性意识的最初联盟觉醒是从两个方面开始的:一是对所处非人地位的经济的物质的反抗,这是女性文学的最初收获;一是对被压抑的个性的精神扩散,集中体现在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讴歌上。最初觉醒反映出女性意识对现实的理想化和主观化,以致最终发展到以丁玲为代表的女性中心意识。这源于“五四”时期文化变革由外而内的特质,使女性意识只限于表层的外在的觉醒上,而深层的传统意识没有根本性的触动。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仅处于历史的第一台阶。但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伴随历史变动而来的是女性在爱情或婚姻生活中产生的新困惑。女作家在具体涉及到女性踏入社会以后,将目光放在了
女性在社会中的挣扎求生,以及重新踏入新家庭后的幻想破灭。对于女性来说,经济独立是其在家庭中地位的保障。凌叔华的作品通过女性人物微妙心理世界的揭露,写出了冲出旧式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及其遭遇。她所看重的不只是家庭对女性形成的精神压力与束缚,更是家庭为女性的生存所营造的空间,以及女性在家庭中应有的姿态,也是女性自觉意识的挑战。
在梅娘的小说中,她塑造了勇敢追求个人情感自由,然而结局并不美满的女性群像。《夜合花开》里的黛黛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之后,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却在情感和心理上越来越感受到和丈夫的疏离,因为她需要的是“知心知肺的、两人化而为一的真爱情”。而丈夫日新在结婚以后,“爱情和温存已经在他的脑中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情感交流的匮乏和心理慰藉的贫瘠使黛黛陷入了无边的忧郁。《动手术之前》里的“我”在感染性病后去看医生,向医生讲述事件经过的时候愤激地控诉道:“什么都是你们,你们男人逼得女人那样,你们依恃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以男人为中心的优越地位,在社会上横行,欺凌女人、玩弄女人,逼使女人不得不以她宝贵的肉体去换取生存的时候,嘲笑她,唾弃她,推她落入死谷……没有一个男人承认自己是在间接、直接地摧残着女人。”这种斥责正是女性意识觉醒后的“我”对传统文化压抑人性生命欲望、桎梏女性性别意识的思想观念的质疑
和反抗。三、中国女性灵魂意识的剖析现代女作家在强调女性解放的同时,还注意到女性要走
出困境,所需要的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出走姿态和与父亲、丈夫决断的勇气,而必须具有更加深远和丰厚的物质、精神资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政治动荡和外族的侵略,把作家和都市女性一下推到了生存的风口浪尖上。
苏青与张爱玲的出现将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揭示出职业妇女的痛苦、尴尬的处境,大多数的职业妇女并不能完全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活全家了。苏青所揭示的问题是极为现实而重要的问题,她实际上指出了现代女性在追求女性解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生存状况。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既对家庭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失望,而又因为自己无法独立生存,不得不再次寻找婚姻。女性如愿以偿地取得爱情胜利,但是也遮蔽不了女性新的沉沦,女性回到传统道德所规约的角色似乎是女人宿命的归宿。女性身心的创伤不仅来自于社会制度的黑暗,也来自于女性被规定的社会角色与自我心理真实欲求的冲突。
从五四初期女作家笔下的女性苦难命运来看,有为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族解放而叛逆家庭的女性英雄,还有走不出去和走出旧营垒彷徨迷惘的女性,到追求灵肉结合的
苦闷女性,直至有为了获得生存上的经济保障,殚精竭虑,费尽心机,所有的人生愿望已无奈地退却到甘愿做男人附庸的地步的女人,这些女性形象的变迁、女性意识的不断提升,无疑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女性形象的一道风景线。
篇三: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女性形象的当代启迪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由于受到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思想的束缚,在男权主义主宰历史话语中,女性逐步觉醒,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要求重新定位自我,女性精神追求的变化,都体现了女性自我解放的发展趋势,对当代文学以及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启迪作用。关键词:古代女性意识觉醒启迪
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主导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础,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社会上的女性地位也得不到以男性为主体的群体认同。因而从主观到客观层面俨然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两性的基本格局,以男性为主导意识,以愚化女性为目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管是绝代佳人、贤妻娘母、还是男性以美女自喻的形象,皆是“空洞能指”。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女性[1]。女性逐步发展成为了男性社会的附属产品。尽管在我国文学史上难以寻得女性文学家的踪迹,但是较少数的女性作家创作出了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由此可见女性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不容忽视,大多数男性作家创作的女性形象也说明了女性是男性作家创作的源泉。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古代女性的创作以及文学中的女性角色不断重新定位,已逐步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追求解放的发展趋势,女性精神追求和不断的定位自我对当代仍然有
很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众多作家塑造了难以计数的女性形象,而形象出众、个性鲜明的则数反抗封建伦理道德,反对男权主义,追求自主自立,抑或是大胆追求爱情的新兴女性,如刘兰芝、崔莺莺、杜丽娘等。这类女性思想之先进,行为之大胆,在中国封建史是绝无仅有的,表现了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及封建桎梏下妇女解放的趋势。这里我们将浅谈几类重要的女性形象的现代意义,重点分析女性形象中女性角色及精神追求的变化及给我们的启示。一、才女形象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总体上是男权统治的社会,女性的主权意识遭到扼杀,女性在封建道德思想中“被”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虽然在文学上的创作量不及男性,但是在创作水平上不输男性,各有千秋。女性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己最为真实的情感,反映出自己的喜怒哀乐,体现自己的人生阅历,将自己的一生真实的展现。最为典型的数词人李清照、朱淑真。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不畏封建男性的异样眼光,对女性自我情怀的抒发,这种自我意识,不畏男权的思想值得大力提倡,非常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大致可分为两期。前期大致是甜蜜的,着重女性自我世界情感的抒发。自始自终地、多侧面地书写和表现自己思想与感情的全部历程,通过女性的视角,运用女性的口吻,传达出女性特有的羞情和审美感受。“易安体”的内容、思想、情感、手法、语言包括音韵(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叠字的运用)的特
殊处理,均与善于表达女性生活情感的词体形式,达到水乳交融的完美契合。而发展到了后期,面对着国破家亡,残壁断垣,李清照把她的怀念故国之情以女性的细腻笔法抒发出来。她的词不如辛弃疾、张孝祥、张元干等封建士大夫在词中所体现出来的豪放、粗犷,并没有在词中充满了正义感,政治感,而是基于女性自然人的生命体验,所表现出的用生命所难以承载的痛苦。李清照的作品中,充分展示了而一个精神自由,个人感情充实没有枷锁禁锢的自由女性形象,她的内心世界充分被文学化了,这在封建男权社会体系中是很难得的。因此李清照的文学艺术对于社会的进步、女性的觉醒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二、为爱抗争的形象在爱情题材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勇敢追求爱情,反对封建礼俗,挣脱包办婚姻的牢笼,勇敢追求爱情,大胆地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形象,如崔莺莺、杜丽娘、杜十娘等各富特色的女性形象。尽管她们身份地位不同,所处的时代也不同。但是她们追求爱情的精神本质是一致的。这些勇敢大胆的女性在所处的时代犹如平地一声雷,唤醒了女性内心渴望爱情的苗芽,毅然决然地选择自己的爱情,对抗“严肃”的社会礼教,挑战了社会的权威。这类为爱情执着的女性形象深入人心,大获成功。崔莺莺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就不管不顾,抛开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惜与母亲抗争到底,最后成为了一名爱情的斗士,选择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爱情。而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而生更加显得爱情的伟大,
和她追求爱情的决心。《牡丹亭》的社会影响力更加深远,以至于《牡丹亭》一出,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2]。再看看杜十娘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一波三折,然而最后遭到了背叛,但依然坚守自己心中那份纯洁的爱情,以死为爱情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样的爱情悲剧更加具有震撼力。她们的文学形象依旧在历史长河中鲜明清晰,成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一曲曲赞歌。爱情题材作为文学创作的不竭题材,塑造了一系列人物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当代看来,这些女性的为爱痴狂成为众多人的典范,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更加勇敢无畏,同时也为现当代的爱情题材的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如《获虎之夜》里的莲姑,《雷雨》中的繁漪等等。三、女英雄形象温柔贤惠,才貌双全的女子在浩瀚的中国文学中向来都不缺乏,然而,她们大多数都因为生活在男权主宰社会的大环境中,缺乏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中国古代文学是倾向于婉约温柔方面发展的”[3].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仍然塑造了一系列女性英雄形象,这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是大相径庭的,她们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说明课女权主义意识的觉醒,是对男权社会的当头一棒。如《水浒传》中塑造了个性迥异的梁山108好汉,在这其中也塑造了三个个性鲜明的女英雄形象——顾大傻、孙二娘、扈三娘。从很大程度上,女中豪杰的女性形象打破了男权主义的专属地位,集中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改变了女性地位依附于男性地位的传统文化思想,在三位水浒女英雄的身上,我们解读到了女性自我角色意
识的开始转型,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是一种很大的突破。摒弃了传统塑造美女形象的写法手法,而是在厮杀中刻画她们的豪放与大胆,拥有一身好武艺。在自己的事业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取代了丈夫作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为古代文学中的女权主义跨出了巨大的一步。“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国,而《水浒》之巾帼压倒须眉,女权可谓发达矣”【4】。从《水浒传》之后,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深远,如《杨家将演义》中的雁门女将和《聊斋志异》中的各类奇女子,出现了一大批女英雄形象,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角色意识有了全新的内涵。一系列的女英雄形象从文本扩展到现实,也使女权思想从文本延伸到社会现实,推动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转换。从精神层面推动社会的进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很少有记录女性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却记录了很多女性的历史轨迹,不管是女性作家,还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在追求女性自我意识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前行。当然不仅在文学方面,古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不断前进方面,女性自我意识也对推动当代社会继续前进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参考文献:1、2、3、孟悦袁行霈谭正璧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J]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文论199819301989
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M]
上海光明书局
4、
马蹄疾
水浒资料汇编[Z]
中华书局
1977
篇四: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读书心得——从父亲形象缺失的视角解读《小妇人》中的女性意识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一个美国家庭——马奇家四个小姐妹的成长过程。奥尔科特写就了父亲常年随军在外、家中只有母亲的陪伴和教导的特殊家庭教育背景下,四个小姐妹如何在生活的历练中长大成人,如何成为具有个人独立价值观念并对生活有所取舍的成长经历。这部文学名著尽管情节简单,但是内容却极为丰富,构思非常巧妙,每一章节都反映出作者深邃的思想内涵以及对于女性的深刻认识。自从此部作品1869年问世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主题思想探讨了其具有的文学价值,普遍观点是认同这部著作从女性的角度讨论女人的角色和地位,其中NinaAuerbach就极力主张这本小说是有关于女人集体自立的问题,并认为小说颠覆了传统家庭妇女的形象。经过多方查找,笔者发现以往赏析《小妇人》的文章大多是从美学或者超验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其写作艺术和文学价值。本文则另辟蹊径,从父亲角色的缺失来分析当时男权社会对弱势女性群体的影响与压迫,揭露女性生存地位之卑微以及挖掘作品中女性形象渴望平等生活的诉求。
一、作品的时代背景
19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的生活图景和精神状况不同于现在,那时,美国社会严重受到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思想的束缚和道德观念的支配,认可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社会规约女性不能步入社会的主流生活,她们的适当位置应该在家庭,婚姻是唯一被认可的女性生存的形态,她们应当始终保持贤妻良母的形象。这种使女性处于卑微、从属地位的道德观毫无疑问是一道无形的枷锁,阻碍了女性的个性发展和解放。社会风尚极力倡导男孩子
可以拥有自由和特权、雄心壮志和主动性,而女孩子则只能遵循温顺和被动的行为准则。女人要生存就必须取悦男性,要遵循男权社会为她制定的价值取向。因此,女性完全丧失了作为人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当女儿时要听从父亲的教导,做妻子时又要听从丈夫的管制。
与此同时,在此社会发展时期,女性通过参加废奴运动、参政运动、禁酒运动等较大地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和社会地位,使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以男性收入为主的家庭工资产生了变化,为女性广泛从业、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奥尔科特的作品《小妇人》正是在此时社会思想呈现转型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她一方面受到19世纪末期社会推崇“真正女性”,即孝顺、贞节、柔顺和顾家的传统道德标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的启发,支持女性应该具有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所以,在她的这部作品中既可以看到对于传统社会势力的妥协和批判,又能找寻到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和畏足,奥尔科特在女性解放的理想追求上还不具有坚决性和彻底性。但毋庸置疑,她的作品在当时还是具有时代性的特色和进步意义。
作品是以作者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为构思的来源,作者的父亲就是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原型。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32—1888)就成长于一个缺失父亲角色的家庭之中,她的父亲勃朗生·奥尔科特是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一位教育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然而,他却整日沉迷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中,对于家庭生活不管不问,所以,幼年的奥尔科特就不得不同妈妈一道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努力支撑家庭生活的各项所需,用自己稚嫩的双手、瘦削的双肩来完成当时社会所认为的父亲理应尽到的义务。可以说,奥尔科特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经历为她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真实的写作素材,她充实又艰辛的人生阅历体验为女性的生存状况
和不平等的社会对待提供了切身感受,这部自传体式的小说就是作者亲历生活的艺术升华,是文学作品“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精髓体现,与此同时,奥尔科特所接受到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启发在马奇家四姐妹的身上也被活灵活现地突显出来,独立自主、自强自立的精神品质始终是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思想教化。
二、父亲形象缺失下的男权压迫
蒲伯说过:“大多数女人完全没有个性。”而同一时代的拉布吕埃尔则说:“妇女总是极端的,不是比男人好就是比男人坏。”可见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女性受到男权社会的误解至深。女性只不过就是性别的一种,只是从生理功能角度受到男权社会的认可,而在社会性别角度而言,女性完全不具备与男性同等的社会竞争力,她们总被视为弱者,需要男性的保护,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在男性作家的笔触下,女性一直是逆来顺受,倚望男人过生活的社会寄生虫,从来就不可能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而奥尔科特作为女性作家,能够切实深入地洞悉女性的心理,挖掘她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在小说中,奥尔科特刻画的女性绝不依附于男人,反而作为男性精神上的坚强后盾,在生活中富有理想,追逐自我的人生目标,独立而又自强。小说中所反映的女性人物具有想要突破传统思想对女性规约的意愿,并且她们也积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所具有的才华践行了这一意愿,为女性同胞树立了追求独立的典范。
因此,与此相应的就是小说中缺乏男性角色的描写,尤其是缺失父亲这一主要人物形象的引入。在当时的男权社会背景下,家庭中的权威人物——父亲——对于子女的成长所施加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全文中,父亲这一形象只是间接地得以体现,除了第一章交代马奇先生在服役,马奇先生就一直没有出现在小妇人
的生活中,直到第十五章他生病的消息才传来。整部作品对父亲这一男性形象的着墨不多,“父亲”是从未走入读者视线的一个小说人物,但从四个女儿的对话和“小妇人”的性格中可以看出他依旧是家庭的脊梁、依靠和精神上的安慰。[3]
马奇先生——家中唯一的男人,虽然离家去了前线,抚养和教育女儿的重担压在了马奇太太的肩上,尽管如此,家中儿女教育的道德权威和思想传递却源于不在家中、作品中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父亲角色,母亲只不过是父权和夫权统治下的代言人,母亲在女儿们成长的过程中充当着父亲思想的“传话筒”,给予家中的小妇人必要的道德告诫和建议。这一男权势力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可以从马奇太太阅读丈夫从前线寄回家中信件这一事例中展现出来,远在前线的丈夫可以通过妻子行使他对于家庭成员的领导权力,以马奇先生为代表的男性牢牢地掌握着家庭的权威地位,即使在他们鞭长莫及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操纵家中的女人对他们俯首帖耳,仍旧按照他们往日对家庭成员的教化,在缺失男性支柱的生活中乖顺地坚守着自己的女性位置。马奇太太就是此种男权社会制度下的被驯服的楷模,当丈夫鞭长莫及无法亲身实现对女儿们的道德引领时,马奇太太便在家中行使起指挥棒的职责。在夫权体制的支持下,马奇太太对于子女的教育才更显得理直气壮、教子有方。马奇先生这一人物就是男性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现,尽管丈夫或是父亲的角色在小说中缺失,但是作为丈夫或是父亲的男性却成为引导“小妇人”生活发展的权威,在每位“小妇人”的个性成长中施加影子一样无法摆脱的影响。
三、“小妇人”形象对女性意识的彰显
《小妇人》处处强调了人的个性和尊严,主张自我约束,这种思想来源于超验主义。美国超验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它反对加尔文教宣传的原罪说及命运先定论,他们认为上帝是仁慈的,自然是上帝的一种化身和象征,也是上帝仁慈的体现;人的灵魂具有神性,所以人的本性也是善良的,人同自然是统一的,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事物,分清是非。他们崇尚独立思考与自立自信,人应该了解自己的价值,在去做某件事情时,去了解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在他们看来个性便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
《小妇人》中马奇家的姐妹虽然无法避免要承受父亲这一男性权威的威慑,并且尽管在父亲在前方征战的情况下,也被笼罩在消散不去的父权式的说教下,但是她们又无法不受到男子浴血沙场保家卫国从而彰显自身价值的诱惑。父亲这一形象的适时缺失,恰恰提供给小妇人女性意识觉醒的契机,从而使她们意识到女性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和实施的可能性,她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无是处的二等公民,她们也不想继续成为男性权威欺压下的牺牲者,在生活的磨砺中她们不畏艰辛,从自己的成长中觉醒到成为独立的人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价值,获得独立的手段就是必须从事工作,用辛勤的劳动来证明自己也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工作使小妇人们在肯定自我的同时也享受到了自立所能带给她们的欢愉。
从而,对自由的无限憧憬、对理想的执着向往、对生活的思悟热爱成为马奇家四姐妹性格品质的共同点,她们还渴望拥有与男性一样的被社会所赋予的特权和自由。没有不可侵犯、至高无上父亲这一人物的存在,奥尔科特所塑造的马奇家的女性形象个个都果敢精练;没有父亲担当家庭生活中的责任,小妇人的身上呈现出了男性所具有的性格特点。
(1)马奇太太的矛盾性格
马奇夫人是传统与进步的矛盾结合体,她一方面代言着“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另一方面又纵容着家中的小妇人们追求自己认可的幸福。由于内战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丈夫远在前线,不能养家糊口,所以马奇太太要外出工作,挣钱谋生以养家。除了在外从事职业获取经济收入以外,马奇太太还不得不在家中的男性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包揽教育子女、指引女儿们健康成长的具体事宜,甚至马奇先生归来后,马奇太太也无法卸任经济的收入者和子女的教导者这双重角色,皆因马奇先生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依然漠视家中的女性生活状态和自己应尽职责的担当。不难看出,马奇太太不仅起到了“贤内助”的作用,同时也担当了养家糊口和精神教导者的责任。虽说她最终还是要转向丈夫以寻求道德上的权威,但她可谓是一个新型意义上“小妇人”的楷模。
此外,尽管马奇太太深受丈夫在家庭中威慑地位的影响,但她又不失是一位伟大的、成功的母亲。在女儿们体会到失望与苦涩的时候,她告诉孩子们工作是实现幸福生活的一部分,工作比钱和衣服更能让女人体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更重要的是她能够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来帮助别人,她鼓励女儿们接触社会与陌生人,但不要对有权有势之人卑躬屈膝,教会她们正确自尊的生活态度。她把自己的爱全部给了女儿,同时也把自己的爱给了同样贫穷的人,更是把这些爱分给了社会与战争,丈夫在前方战场上献身而她却在后方同样为国家尽一份力,把家里的一切料理得井然有序,不给丈夫增添麻烦,突显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马奇太太女性意识的彰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奇先生不在家,家庭的领导权交替到马奇太太手中,这其实是作者在情节安排上为实现女性主义主题的一个精
心设置。据此可以看到女性主义者追求在家庭地位中的平等和发言权,马奇太太成就了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的一切形式。
(2)乔的人物性格
乔是一个具有男孩子气和反抗精神的女孩,她的性格可以用小说里提到过的具体细节来说明:乔热衷于像骏马奔腾似地腾跃自家的围栏,如未能一跃而过,乔不会放弃,直至成功。这一细节的描述清晰地反映出乔永不言弃的个性,而这一性格恰恰是女性独立意识得以萌发的必要条件。乔还是一个自立的女孩,曾卖掉自己的头发来帮助家人;她热爱文学并在写作过程中真正学会了保持自我。她还学会了责任的担当,用小说比赛中获得的奖金让妈妈和贝丝去海边玩一趟,并通过以后的作品维持了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满足了爸爸不在家时,自己成为家中男人支柱的愿望。[6]乔用自己的天分与能力写作,造福了一家人,成功找到了独立生存的道路,有了自己的事业。
超验主义者重视直觉,认为人要相信和遵循直觉,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自我提高。乔遵循自己的直觉,知道全身心地投入家庭的生活并非是她想要的生活方式,遵循自己的直觉嫁给了真爱——巴尔教授,并且在婚姻中要求自立,“我也许是好胜……我要承受我那一份,我要帮着赚钱养家”。[7]因此,乔的婚姻模式承载了超验主义的婚姻观,女性可以同男性一样享有美好生活的平等权利,并具有追求此种生活所需要的足够自由,社会体系不应当以性别差异建立社会分工。乔的这种婚姻理念与当时妇女运动的倡导者颇为吻合:男女本该平等,女性也可以通过艰辛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也能够通过辛勤耕耘经营属于自己的事业,从而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自主、自立和自强。
乔期冀男女平等,注重自己的选择与决定权,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为争取女性自由独立的女权主义者,她就是在男权社会中被激发出女性意识的典型代表。
(3)艾米的性格分析
艾米是一位极具艺术气质的人物形象,她可以为了自己的艺术求索而甘心忍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和嘲笑,她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并且从不怀疑自己的才华和获取成功的可能性。可以说,艾米是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拥护者,她不屑于成为只是担当家务劳动的家庭妇女形象,她意识到女性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同样可以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她在自己的理想坚持中充分展现出为了成就事业而必须具备的坚韧毅力。艾米身上体现出了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质疑,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位置在家庭的信条已经无法说服女性安守家园,把每日的时光打发在琐细繁杂、无止无尽的家务劳动中,女性同样可以畅游于更广阔的域界,发挥出丝毫不逊男性的创造价值。
(4)梅格的人物形象
大姐梅格美丽而朴实,富于幻想又不免迷茫,虽然在她的身上展现出了男权思想困囿下的传统女性形象,即对家庭生活充满了向往,努力逢迎他人的感受,使自己能够成为被社会、被公众所接受认可的标准女性,但是在家庭姐妹共同成长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其他几位具有女性意识姐妹的影响,在她贤淑的性格本色下添抹一缕叛逆的色调,最终她还是为了她的所爱,放弃了追逐虚荣。从梅格的身上可以看出,女性卑微于男性的思想已然是根深蒂固,当时社会中有多少梅格一样的女性成为传统思想毒害的牺牲品,在婚姻生活中找不到幸福,成为丈夫彰显地位的摆设。但就是这样一位循规蹈矩、受缚于男权欺压的软弱女
性最后也意识觉醒,不再甘于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大胆追求了自己所认可的幸福。可以说,梅格身上所体现的女性意识思想更难能可贵,而且也说明了女性意识已经被根植于大部分女性的思维之中。
(5)贝丝的性格特点
贝丝是家中的老三,她朴实、忠诚、忘我却腼腆柔弱。她总是尽心尽力地用她具有的女性温柔和善解人意来诠释女性的美德,让读者感受到女性所特有的细腻品质。贝丝用女性的视角关爱家庭中的成员,努力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维护着男权统治下的正常家庭生活秩序。贝丝其实很接近乔,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乔,安静的她同时拥有反社会的倾向。这些意识使她不想生活在原本的生活方式中,体现了女性急于想改变传统的女性社会角色的意愿。[8]然而,贝丝的过早离世也是奥尔科特的有意之笔,讨伐了女性屈从男权社会所必然面临的悲惨命运,同时也告知读者,女性独立自主和人权尊重的获得是付出过惨痛的代价的。
作品中马奇家的四姐妹就是女权主义萌醒的表现,就是女性意识成长的化身,她们用自己对生活的企愿、对理想的执着、对价值的尊重、对家庭责任和社会担当的付出谱写了自立自强、勃起奋发的时代女性新篇章。
四、结语
奥尔科特的《小妇人》这部作品所呈现出的女性形象不再只是对于男性权威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她们具有自己的思想、具有自己的追求、具有自己的性格、具有自己的生命价值,她们不再把家庭视为禁锢女性个性和才艺的樊笼,而是集
聚女性意识和女性力量的处女地,女性已经不再把家务劳动看做是自己生命价值的所在。
此部小说所具有的独特写作之处在于全文中男性角色的塑造甚少,尤其是作为家庭中精神支柱的父亲形象更是在小妇人的现实生活中较少露面,父亲形象的缺失深刻地反映出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家庭成员的控制与影响。然而,当男性无法顾及家庭生活时,家庭中的女性就会沿袭男性的作风为寻求生活保障而自立自强,从而可以看出女性并不是传统社会所赋予的形象特点,她们并不是离开了男性的保护和经济上的赡养就毫无生存能力,女性的社会公民平等性一直被男权社会的利己统治所压抑。没有男性权威的管理,女性的生活仍旧可以如常进行,可以看出生活中缺失了所谓男性的“顶梁柱”,并不会让女性的精神堡垒就此轰然倒塌,女性仍会以蓬勃的生机迎接每一轮朝阳,她们生活中的阳光依然灿烂。
《小妇人》不仅彰显了女性作为具有才华的平等公民对于家庭生活所带来的经济效用,而且还浓墨重彩地烘托出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在家务劳动中的重要性,确立了家务劳动是真正具有价值的工作这一超乎时代意义的思想。从此点来说,《小妇人》这部作品不仅具有另辟蹊径的文学价值,而且还具有超越时代发展的社会意义。
篇五: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二李碧华小说女性形象的意义和价值李碧华的小说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风格作者以她传奇性的书写创造出了许多既痴情率性又叛逆怪异敢于抗争的另类女性形象体现出其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和对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的大胆质疑和有力反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内容提要
李碧华的小说以犀利的笔锋、纠结的情节和浓烈的情感在当代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其笔下的人物饱满鲜明,各具特色,但他们都有相同点,都是一群尘世中挣扎于爱恨纠葛的痴男怨女。李碧华笔下的女子多为痴情所误,终生都沉溺于爱火中备受煎熬,而男子却胆小怯懦,只贪恋情欲与美貌,不懂得付出真心,所以在她的作品多以悲剧收场。作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作家,李碧华以独特的女性视角通过一段段恋情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大多具有反抗性和新世纪女性自主独立的特质,如《青蛇》中的青蛇,《胭脂扣》里的妓女如花和《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里的川岛芳子等女性形象。李碧华塑造了许多率真的痴情女子,这些女性的共同点是她们都敢爱敢恨,敢于抗争,刚强独立,与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这些人物的塑造都夹杂着作者对于女性意识觉醒的情感,她借这种独特的方式传达了她对女性意识的看法。李碧华在描写女性美丽的同时注重对现代女性独立特质的描写,唤醒女性的反抗意识,使女性具有独立的人格,表达出女性意识觉醒的思想。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形象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封建男权利制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大胆质疑和有力反拨,从而引发无数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关键词:李碧华小说女性形象
浅议李碧华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李碧华的小说以犀利的笔锋、纠结的情节和浓烈的情感在当代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其笔下的人物饱满鲜明,各具特色,但他们都有相同点,都是一群尘世中挣扎于爱恨纠葛的痴男怨女。李碧华笔下的女子多为痴情所误,终生都沉溺于爱火中备受煎熬,而男子却胆小怯懦,只贪恋情欲与美貌,不懂得付出真心,所以在她的作品多以悲剧收场。李碧华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女性细腻的情感将尘世间的爱恨纠缠描摹的淋漓尽致,彷佛带领读者跨越时空的界限穿梭于各个朝代背景,领略一场场情感盛宴。李碧华塑造了许多率真的痴情女子,她创造出的女性形象敢于抗争,对传统认定的角色与形象进行颠覆。毫无疑问,女性是李碧华小说绝对的主角,这些女性或者是蛇妖、女鬼,或为戏子、婊子,形象往往怪异另类,栩栩如生。本文主要从李碧华的八部长篇小说《青蛇》、《胭脂扣》、《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入手,考察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特征,探讨其意义和价值。一、李碧华小说女性形象的特点1.敢爱敢恨,刚强独立李碧华的小说在描写女性软弱的同时极力展现出女性的刚强。无论是《青蛇》中的小青,《胭脂扣》中的如花还是《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的川岛芳子都无一例外的展现了女性的刚强独立之美,体现了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李碧华小说《青蛇》是对《白蛇传》的改写。在这里青蛇作为一个主角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她不再是姐姐的附属品。文章开篇中提到“我是一条青色的蛇。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颜色,只得喜爱它。一千三百多年来,直到永远。在年轻的时候,时维南宋孝宗淳熙年间,那时我大抵五百多岁。”李碧华将小青作为主角,站在小青的角色看待白蛇和许仙的爱情,描写她如何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白蛇此次化作美丽娇艳的人形在人间游戏,因为有了千年的道行相助,所以她的许多凡尘情感可以轻易的生成,她的欢笑悲泣都是随心而来,与常人无异。可是白蛇为了自己爱的男子不惜隐藏自己千年道行,故意将自己伪装成愚钝的女子,故意不去猜出许仙手里拿的东西,遇事求助于许仙,这一切只是为了取悦许仙。小青眼里的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是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下子什么都有了。是的,是她先爱上了他。他心里明白。一见他这副表情,我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这样的因缘里,谁先爱上谁,谁便先输了一仗。他太明白了。他也爱她。但比起来,他那么平凡,她竟毫无条件送上了一切。”这里的白蛇为了自己爱的人已经失去了自我,尽自己所能帮助许仙取得一切,整日为这个男人担心,甚至为了救他冒着生命危险拼命去寻找灵芝。她想要与他一起生活一起抚养孩子,过平凡人的生活。她忘掉了自己是一个拥有千年道行的蛇,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只是许仙的妻子,一切都以许仙为中心。而小青修炼的时日尚浅,她才是五百年的道行,但是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意识的蛇,她也有自己的想法,见那许仙跟白蛇终日厮混纠缠,欢乐逍遥,不由得心生妒意,暗下决心要跟姐姐斗法比拼,不相信自己拿不下许仙这等食色俗人。小青不再是以往依附姐姐的一个小丫头,“小青身上有一种复苏的女性个体意识,敢于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情爱。一个柔弱女子,为了爱,可以不顾世俗礼教道德的羁绊,追求自己的所爱,表现的轰轰烈烈。”她主动大胆的追寻自己的爱情,只可惜她爱上的许仙却是姐姐的丈夫。她勾引许仙是因为爱她,为了许仙,她不惜在姐姐喝了雄黄酒后
①
用七根绣花针定住姐姐的蛇皮让她露出原型,不料却将许仙吓死,这一切只是为了得到许仙。可是她最终却发现许仙与世间一般男子没有区别,不过是一个卑鄙胆小无担当的人,在法海收白蛇之时,他没有帮助白蛇而是抱头飞蹿。青蛇在经历了这一场悲欢离合之后,终于明白“貌似情深的许仙其实一直在装笨,以图在她与素贞的斗争中坐收渔利,他早就吃定了她们姐妹两个。这是在现实的夹缝中求生存的男人和女人,为求一点可怜的世俗享乐,他们不惜伤害他人”②正如许仙的辩白:“我不过血肉之躯”许仙承认自己只是凡人之身,所以舍弃不了凡人的欲望。不过是如此不堪的一个男子而已,枉两人不惜姐妹反目,为了许仙明争暗斗,争风吃醋,谁都不愿意让步;而许仙却是一个十足的猥琐小人,情场浪子,游走于两人之间,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所以当最后姐姐被压雷锋塔后,她决然的一剑刺向许仙的胸口,此时的许仙不再是她爱的人,而只是一个懦弱的男人,而她的那一剑也是对男性霸权的反抗,她以一个胜利者的形象站立在男性面前。传统的文本里男子作为女性的主权者,支配女性,为女性做决定,而小青的角色成为一个特别的存在,她不再依附于姐姐,对姐姐惟命是从,也不去依附于许仙,她敢爱敢恨,不学姐姐对许仙唯唯诺诺,在看到许仙人性丑恶的一面后,毅然决然做自己独立的主人。在这里男性的主导地位荡然无存,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展现在人们面前。2.勇于抗争李碧华的作品中不乏这样的角色,如《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里经历轮回转世的潘金莲,《秦俑》里自己跳入火海而将生的希望留给蒙天放的冬儿,《诱僧》里以身殉情的红萼公主„„这些女性的共同点是她们都敢于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胭脂扣》中的如花是五十年前的名妓,她是倚红楼的头牌。都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但当面对十二少的浪漫攻势,如花这个见惯了虚情假意,逢场作戏的妓女终究沦陷了。即便她是烟花柳巷的一个妓女,见惯了男人取悦的手段,但是,她依旧只是一个女人,逃不脱世俗的爱情。此时的她全心全意与十二少在一起,放下自己头牌的身份,暂时忘记十二少阔少的身份,两人一起共度甜蜜的日子。纵然妾身有意,郎却无奈。一个妓女和一个阔少的爱情,在当时的社会不会得到承认,十二少的父亲已经为自己的儿子寻得如意妻,这是他们需要的门当户对。如花决定进行抗争,她不愿意自己苦苦相守的爱情拱手让人,于是动了双双殉情的心思。“如花这时成为一个反抗者的形象,企图用一场残酷的豪赌实现对父权制的颠覆”
③
她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去赌一场看不见未来的爱情,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抗争,而她抗争的对象却是一直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所以她失败了,最后,一代名妓香消玉殒,而十二少却被救活。她一直记得他们殉情前的约定,因此她在黄泉路上苦苦等待却一直不曾见到十二少。如果,如花的努力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作为一个追求个性独立的女性作家,李碧华不会让自己喜欢的女性角色就这样从作品里消失。她让她以女鬼如花的角色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这时的如花放弃了自己来世在阳间十年的寿命来到人间找寻自己一直未曾找到的爱人。最终,在世间一对善良的小情侣的帮助下,如花见到了昔日的恋人,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沉淀,十二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公子哥,而是成了一个白发苍苍,佝偻猥琐的老头。当昔日为爱痴狂的恋人再次相遇,如花终于明白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再也回不到从前,这么多年执着的寻找也终于有了结果,自己苦苦找寻的恋人不过是一直在人间苟延残喘的活着,并不是如她所愿和她一起在阴间重逢。于是她带
着诸多感悟踏上了轮回转世之路,对她来说无论是在阴间或是阳界,都已没有值得留恋的人和事。小说的结局,李碧华安排如花将象征她情爱幻梦的胭脂扣留在了人间,而她自己安然离去,她走得淡泊而宁静。此时的如花已经觉醒,为了一个贪生怕死的男人,自己的努力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她在阴间苦苦执意等待,而他却在阳间苟活,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爱情又何必再留恋?妓女如花,为了爱情不惜以死抗争;女鬼如花,虽然身处阴阳两界,为了追寻自己的爱情,宁愿折寿也来阳间找寻自己的前世恋人。最终却因为恋人的背叛而毅然决然的离开阳间到阴间转世投胎。作为一个女性,从依附于男性一切以男性为中心到为了自己的爱情与父权制进行抗争,从留恋爱情到发觉恋人的背叛自己独自离开,这是很大的突破。《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的川岛芳子是大清肃亲王府的十四格格,七岁那年,当别的小女孩都在父母膝下承欢的时候,她就被自己的亲身父亲作为富国计划的一部分当做玩具送给了他中意的日本人川岛浪速,他将自己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这个自小聪慧的女儿和川岛浪速的身上。在被送往日本之前,母亲让侍从为她穿上一件白绸做的旗袍时,她说“我是中国人!我不是日本人!”也许这时她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或许会因为这件白色的旗袍而改变,所以她想要摆脱,她说“我不愿意到日本去”。她太小了,再不愿意,也摆脱不了父亲为自己抉择的路,她还是踏上了去往日本的路。独自在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日本人一起生活着,一个小姑娘又知道什么呢,也许是自小离家,她学会了适当的保护自己。当同学们揶揄她的家乡时,她能够说出“我的家乡在妈妈肚子里”这样一种不正面去对抗的言语,这时的她正在慢慢成长。十四五岁的她经历了父母先后离世的消息,因为从小就接受训练,她异于常人的镇定,“芳子咬着牙,她没有哭。她很镇定、庄严,如一块青石在平视。默然。”一个女子,当她开始知道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面对父母的死亡都镇定如初,她必定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后来她遇见了自己初恋情人山家亨,她也与一般女子一样想要做恋人的妻子,过平凡的日子,只是她的使命不允许她这样做,川岛速浪不允许她有世俗的爱情,她是他的政治棋子,所以他把她奸污,从此让她了断情思。“她的义父,抚育调教她成长的长者,一念之间,对她举动非分粗暴,她从来没防范过他呀!”被义父夺去贞操的她彻底绝望了。生父肃亲王的私利和义父川岛速浪卑鄙恶劣的行为,彻底改变了川岛芳子的性格和命运。她成为了另一个人,再不是以前的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选择与自己不爱的蒙古王子甘珠尔扎布结婚,接受这一场政治婚姻不是屈服,只是为了用一个正当的身份去做自己的事。王子爱她,所以给她想要的自由。她对义父川岛速浪说“我做事不会半途而废,也不肯向恶劣的环境屈服。我回来,是要与你好好算帐——甘珠尔扎布不是大器,白牺牲了我三年青春与气力。所托非人,是个人耻辱,我不愿再提。要做大事,还得靠自己!”她已经不愿意再呆在无能的丈夫身边,她要靠自己。当一个女人决心自己干成一番大事的时候,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钱,她利用自己满清格格的身份将自己的故事卖给了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以换得自己的经费,委身于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北支派遣军司令,权重一时的特务头子宇野骏吉以得到依靠。她的所有努力是为了满清的未来,只是纵然“自己那么的努力,就是不肯由着王府中各人如庶人一般沦落地生活着、英雄造时势呀。一奶所长,或同父异母的,竟然没有体贴和感动。她得不到关心!”她是孤独的,得不到族人的认同,一个人去扛起风风雨雨,同时她也是独立的,而“惟有独立,惟有抗争,惟有彻底摆脱男权社会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女性才能真正赢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是最后川岛芳子成为满
④
洲国“安国军”的金壁辉司令,成为人们眼里卖国的“汉奸”落了个被公审的下场。川岛芳子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居尊处优的格格,与父母一起享受人间之乐,却因为社会的动荡和父亲的野心最后成为一个政治工具。她没有一直安于现状,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往上爬,自己努力想要保护满清的同胞姐妹们过幸福的日子。李碧华将她塑造成一个勇于抗争的新形象,不管历史里的那个汉奸川岛芳子有多少过错,她终究是一个女人,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自己作为女人的艰辛与坚强,这是又一位崛起的新女性。二、李碧华小说女性形象的意义和价值李碧华的小说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风格,作者以她传奇性的书写,创造出了许多既痴情率性又叛逆怪异敢于抗争的另类女性形象,体现出其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和对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的大胆质疑和有力反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中国的古典文化里面的女性形象大都是在男权意识的影响下形成的,蒲松龄笔下的女子被改装成善良的妖魔,但是其中避免不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歧视,曹雪芹眼里的女性是一群“水做的骨肉”,她们都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这些女子大部分下场凄惨,她们要么迫于封建的压力被迫远嫁,要么选择自杀来逃避世俗的言论。而李碧华勇于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枷锁,描写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权制的不满。李碧华小说女性,常常选择别人想不到的视角,给读者清新的感觉。“犹如经过痛苦挣扎的蛹终于从硬壳中挣脱出来变成美丽的蝴蝶一样,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从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身为女性作家,她用女人的眼光看女人,在作品中描写女性美丽的同时注重对现代女性独立特质的描写,唤醒女性的反抗意识,表达出女性意识觉醒的思想。“李碧华小说开始走出单一的社会批判以及一般意义悲剧性格的批判,而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探寻女性命运的变迁。作者一方面寄美好理想于传奇之中,从中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弘扬一种永恒的女性美德;一方面又批判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封建男权的毒素,暴露其‘吃女人’的本质,锋芒所向不仅指向现实中的男人,更多的指向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自身的心里缺陷,开辟了一个女性自我寻找、自我审视的新领域,并呼唤建立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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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创作中,她以女性视角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又充满独立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使得女性的形象由被动变得主动,使女性具有独立的人格,而让男性处于配角的地位,这就一反中国古代封建意识里常把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状态,是对封建男权文化的批判。李碧华以其匠心独具的艺术想象创造了一群充满生命魅力的女性形象,她们表现出强烈而又另类的叛逆精神和抗争意识,体现出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和对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的大胆质疑和有力反拨。李碧华笔下的这类女性形象是当代女性人物画廊中独特的群体,既给我们带来一种崭新的审美体验,也让我们重新发现女性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参考文献:①聂炎;《浅析<青蛇>中的女性形象》;文学教育;2009,(6);55-57②张艳;《李碧华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2);76-78③贾颖妮;《李碧华言情小说中的人性书写》;江汉论坛;2009,(12);106-108④郑渺渺;《率性的叛逆与另类的光彩—论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形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6,(2);33-37⑤寿静心;《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文学》;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15-120⑥贾颖妮;《新女性主义的高扬—评李碧华言情小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1);64-67
篇六: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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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的意识及其现实意
义
作者:刘婷来源:《知识文库》2020年第07期
高中教材中有众多女性形象,她们或多或少的都受到社会某些现象的摧残,面对自己的命运她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抗争过,但最终都是以悲剧结尾,本文试图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来探知她们生命旅程中透露的女性意识及其她们对于现代女性的启示
作家冰心说:“如果没有女性,我们将失去50%的真、60%的善、70%的美”,可见女性地位的重要。所以女性也是文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就高中教材中就有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命运凄惨、或忠贞不渝、或敏感多疑、或至死不屈、或纯真善良。她们生活的时代不同、生活遭遇也不同,所以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梳理高中语文课本中性格鲜明的几位女性人物形象。
一是备受封建压迫而未觉醒的女性形象。善良本分、命途多舛的祥林嫂———鲁迅《祝福》的主人公。她受封建礼教毒害之深,以至于从未真正地觉悟到自己做奴隶的命运,作为一个善良而淳朴的农村妇女,祥林嫂习惯于压抑自己而只求得起码的生存条件,她被人驱遣、贩卖、嘲笑奚落。她善良守本、质朴勤劳,是一个纯良克己的女人,这样的女性本可安享幸福,可她的结局却让人不忍卒读。她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就是“再嫁”,时人所谓“从一而终”的思想,让她们自己也认为再嫁是可耻的。祥林嫂在被迫改嫁时其实也做了能力范围之内的反抗,她不惜以死来避免因再嫁而带来的“失洁”的后果。她为什么反抗?反抗因为她自己也认为再嫁就是“不贞”的表现,她要通过“反抗”来维护封建礼教“赐”给她的名分,所以她的反抗不具备自觉意识,这在她第二次反抗之举——撞香案以求死的激烈行为中得到证明。她撞香案求死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当祥林嫂“再嫁”之后,她才真正体会到了做妻子与做母亲的快乐。短暂的快乐让她忘却了曾经的“失节”,所以她才会感叹“交了好运了”。然而只要封建礼教吃人的性质不变,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就不会发生改变。
她被婆家卖到山里去的时候,祥林嫂面临的恐怖并非是新男人可厌可憎,而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这一魔咒。她最害怕既得名分的失落,再嫁就是等于扼杀了她“道德”的生命,当她真正体会到做人妻为人母的快乐时,吃人的封建礼教却张着血盆大口窥视着她。丈夫又死了,儿子被狼吃了,命运再次把她推入低谷。当她因又一次丧父失子而再度出现在鲁镇时,鲁四老爷不再认为她讨厌,而是嫌她“败坏风俗”,嫌她不干净,不让她摆放祭祀祖先的祭品。在听柳妈说到“死后会被锯成两半”时,祥林嫂“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个说法是她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却是鲁镇的人们深信不疑的。他们对待祥林嫂连起初的那种起码的同情心也消失了,开始讨厌祥林嫂叙述阿毛的故事,开始嘲讽她额角的疤痕。但祥林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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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的,她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她对“赎罪”还抱有希望,默默地为攒钱捐门槛而辛劳着。当她捐完门槛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天真的以为罪孽已经赎清时,四婶在冬至祭祀上无情地呵斥,彻底击碎了她对生活最后的幻想,虚幻的精神支柱轰然倒下时,祥林嫂的生命趋于终结。
最后祥林嫂带着对生的痛苦、死的恐怖在鲁镇的祝福声中凄然死去。祥林嫂到死都不知道是谁剥夺了她的一切,谁才是杀害她的真正凶手。
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也不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根源,注定了她的反抗必须也只能是自发的,是在一种全然不知的情况下的本能反应。她不会懂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只有推翻这造成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祥林嫂的抗争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出于自身的本能。
二是虽受压迫,但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形象。窦娥,关汉卿笔下这位孝顺善良敢于自我牺牲又十分倔强坚定的女性,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优良品德。她虽年轻守寡,但对婆婆十分孝顺,这是她性格的一面。她虽然对婆婆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并不是无条件的顺从,反之,她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却要据理力争、甚至严辞责备。当蔡婆婆引狼入室的时候,她极力地劝阻婆婆,她本人也不听张驴儿的花言巧语、不受他的调戏和侮辱、更不受威逼利诱,她不屈服于任何的恶势力,她甚至敢痛骂代表至高无上权利的天地鬼神,惊心动魄、痛快淋漓地质问,直问得“天地”也哑口无言,她压抑在内心的反抗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迸裂出万丈光芒,照亮一切黑暗、烧毁一切不平,这是反抗的窦娥。
窦娥相对于教材中塑造的其他大量凄苦、坚贞愚昧的女性形象而言,是进步的。面对不合理的现象她懂得拒绝,而不是毫无条件的一味顺从、接受。在封建时代,敢于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更何况窦娥在遭受命运不公时,还能毫不犹豫的站出来与封建邪恶势力进行抗争。从婆媳相依为命到拒绝张驴儿父子的请求再到刑场的大胆控诉,我们看到了窦娥女性意识的觉醒,虽然只是停留在思想和口头上,并未付诸于具体的实践,但相对于其他只会顺从的女性,这已是一种莫大的进步。
三是生活在净土中、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抗争的女性。与以上女性相比,生活在湘西这个民风淳朴环境中的翠翠,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皮肤黑黑的,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為人天真活泼,俨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一个具有山水灵性的既美丽又可爱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由于生来就没有父母,而且生活在离群独居的渡口的茅屋里,除了相依为命的祖父外,能与她相伴的就是那只渡船、那条黄狗、那座白塔和周围的青山绿水了。这种环境养成了她内向、沉静、纯洁和富于幻想的独特的个性。她常一个人独自坐在空寂无人的船上,对着秀丽和沉静的大自然凝神痴想,不仅反复回忆她那不多的生活经历中的一切,也悄悄地萌发着对爱情的渴望,但她的爱只是在默默的幻想世界中得到满足,而她的不自觉的压抑着的爱又带着一种特殊的美。她在梦中就能听到二老为
篇七: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中职语文教材中女性人物形象及其教育
意义
摘要:中职学校内的女生正处在15~18岁的青春期,处于思想成长、三观建立的关键时期。中职学校是部分中职女生步入社会工作生活前最后的校园生活,此间养成的人生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对女性自身社会定位的认识都将伴随并影响她们的一生。语文作为中职学校的一门基础课程,是能够通过提供女性人物形象以启迪人生的教育途径之一。中职语文教师应肩负起引导责任,通过解读教材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来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推动中职女生的成长。本文主要围绕中职语文教材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教育意义展开讨论,希望可以为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中职语文;女性人物形象;教育意义;课题:女性形象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教育意义研究——以广西梧州农业学校为例
引言:中职语文教材是为学生提供丰富女性人物形象的重要载体,可以从不同文学作品的视角去反映女性形象,反映女性在社会、家庭中的位置,教师应通过分析教材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来为女性学生树立起完整的观念和认知,引导中职女生形成独立、自强的意识,塑造中职女生真善美的人格。“女性能顶半边天”,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想要争取男女平等、他人尊重还需要更多的女性力量共同努力。职业学校培养的女性未来是各行各业的一员,是社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推动力量。
一、中职语文教材中常见的女性人物形象
中职语文教材中出现的女性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伟大的母亲形象。这一类女性形象往往勤劳、勇敢、善良,闪耀着母爱的光辉,但也只反
映了女性母爱的一面。第二,独立坚强、聪明干练的社会女性形象。这一类女性往往勇敢、坚强、拼搏,用自己的劳动和头脑打破社会身份的藩篱,赢得他人的尊重和敬仰。第三,传统文化中惹人怜爱的女性形象。这一类女性美丽、多情、惹人怜爱,看似最受传统文化作品作者和其中人物的欣赏,实际上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第四,受传统社会摧残的女性形象。这一类女性的遭遇和结局反映了深刻的社会悲哀和压迫。第五,闺中怨妇形象。这一类女性多出现在古诗词篇章。第六,小气自私、利欲熏心、虚荣的女性形象。第七,普通家庭妇女形象。语文课文中出现不多,常与母亲形象混合,在现实生活中占比却很大。
二、中职语文教材中《项链》中玛蒂尔德的教育意义
中职语文基础模块全一册教材第三单元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描绘了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女性人物,她就是玛蒂尔德。很多学生初读这篇课文时对玛蒂尔德的印象多集中在其“虚荣”“被命运捉弄”,如果教师也将玛蒂尔德仅仅作为一个用来讽刺虚荣社会现象的坏女人形象进行解读,那么《项链》的教育意义也仅停留在“不要爱慕虚荣”这一层面。但实际上学生还需要在心中建立起积极、正向的目标,以便推动他们的成长。
(一)向玛蒂尔德学习勇敢和真诚
《项链》虽然用大量的篇幅描写玛蒂尔德原本的生活状态、借项链的原因、丢项链、找项链的过程,仅用寥寥几笔描绘玛蒂尔德与丈夫十年间的辛苦,但真正绽放人物正面光彩的正是后面的寥寥部分。玛蒂尔德在丢失项链后没有因为那些高额债务而选择向朋友说谎或抵赖,而是“她一下子显出了英雄气概,毅然决然打定了主意:她要偿还这笔可怕的债务。她就设法偿还。”这体现了玛蒂尔德的真诚、勇敢,她没有因为巨大的压力选择退缩,也没有选择欺骗,她选择直面生活的苦难,用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问题。单这一点,玛蒂尔德就超越了很多人,她的这一品质值得中职女生们学习。
(二)向玛蒂尔德学习坚强
在偿还债务的十年当中,玛蒂尔德遭遇的一切在莫泊桑寥寥几笔中体现出来,她辞退了女仆,搬了住所,自己做家务劳动,搬动沉重的水或垃圾,在市场里争
论价钱,这些都是以前的玛蒂尔德不会做也不可能做的事情。但在面对生活的重压时,玛蒂尔德没有犹豫全盘接受下来。前文那个整日忧郁、因为没有裙子首饰而哭泣的玛蒂尔德,与为了生活拼搏、坦然回忆过往的玛蒂尔德形成鲜明对比。十年的磨砺让玛蒂尔德明白了生活真正的“美”在何处,这一点值得中职女生们一起思考。
(三)与玛蒂尔德一起为了自立而自豪
文中有几处描写,十年后的一天在极乐公园散步时见到佛来思节夫人时的“她要上前去跟佛来思节夫人说话吗?当然,一定得去。而且现在她把债都还清,她完全可以告诉她了。为什么不呢?”几处描写显露出十年拼搏带给玛蒂尔德的心理变化,她变得自信,而且为自己靠努力赚来成果而自豪,这是自立与拼搏带给玛蒂尔德的回报。很多人续写《项链》时写玛蒂尔德会痛苦、会懊悔,但经历苦难洗礼的她也许只会莞尔一笑,感谢假项链带给她的内心成长。这一点值得中职女生们深思,你是选择成为一株温室里的花朵,还是经历过风吹雨打的参天大树。
结束语:玛蒂尔德是一个反映了人性复杂、生活戏剧的人物形象,她的身上不仅有关于“虚荣”的辛辣讽刺,还有关于真诚、勇敢、坚强的元素,后者更值得中职语文课堂上进行讨论。中职女生可通过类似这样复杂的女性人物形象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直面未来的人生。
参考文献:
[1]宋爱文.语文教材女性形象及教学意义[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7(30):42-43.
篇八: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在此虽然有美被亵渎的不平不过所指的现象倒的确是艺术与美合作后的真实情况至少涉及女性美的艺术创作无论在创作主体还是在欣赏主体那里都不可能升华到十分干净的地步
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分析(2)
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呢?苇弟十分爱她,但她却看不起苇弟,认为苇弟不了解她,并且百般捉弄他。对于她深爱的凌吉士,她又看不起他美丽外表下隐藏的卑劣的灵魂,最后痛苦地离开了他。苇弟、凌吉士应该是当时比较典型的人物,而莎菲或多或少多有点看不起,这恰恰证明莎菲有股“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傲气。再如《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姑娘出嫁后,虽然没有出格的言辞,但是后来她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小二,对于小二与婆婆的打骂,她“快乐的承受着”,厌倦了一般人的生活。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对于村人的不理解、讽刺、挖苦,不是针锋相对地去反抗,而是以一种卓然的傲气不予理睬。
三、悲丁玲笔下的女性,是红尘中悲剧的源泉。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丁玲笔下的女性多是美的,把美的女性的挣扎与毁灭赤裸裸地展示给人们,她们越是美丽,越让人们感到悲哀。丁玲笔下的美的女性,其命运多是悲的。如梦珂生活的时代,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为了维护一个模特的尊严关于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分析[篇2]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女性作为众多作家所描绘的对象,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闪动着丰富的人文底蕴,浓缩着文学发展的精华。这些女性形象的诞生、传播与接受,无不体现了不同时代对女性美的不同时认识。“从神话时代到二十世纪的今天,女性形象由欣赏对象上升到创作主体,由屈从于悲剧命运到与整个人类命运同步,从而形成了一个由女神到独立女性的曲折艰难的发展轨迹。最初女性形象的神化特性是一种幻觉中的感性和理性的融合;今天,她们的非神化特性的发展,则达到了现实中的感性和理性的融合。这种改变是从天上走到了地上,由抽象变成了具体,从幻想中的和谐转为真实的灵肉统一的和谐。”[1]“人是美的根源,人的美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直接展示,是人
的本质力量发展的最高成果的现实存在。因此它是一种最高形态的美。”[2]女性与美天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很多国家的语言中美人都被默认为是美女的指称。女性对于美有着不懈的追求。美,也是社会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之一。“美,特别是女性美,它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召唤力。正如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女性‘这样的美是一种力量’。她能振奋人的精神,开阔人的胸襟,陶冶人的情操,是巨大的精神能源,具有一种积极向上性。”[3]女性美作为人类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中被谈及。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惟一的作品《飘》中对女主人公郝思嘉的描述使无数男人心驰神往:她那绿色的双眸秋波粼粼的,眼睛上方,两道墨黑的浓眉向上翘起。在她那木兰花一样洁白的皮肤上画出两道颇为抢眼的斜线,一笑起来便现出深深的酒窝。手脚既小巧又娇嫩,腰肢更是纤细动人。她身边男士们不时地献上花言巧语使她发出一串串银玲般的笑声。一想到她兴许会视他们为出色的男子,更是使尽浑身解数表现自己……
各种各样的男人在她面前的忘情之举,形象点明了女性美与男性的关系。“对普通人来讲,‘美的’常常是‘向往’的同义词,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任何美的反映。在多数人的心目中,这个词在‘性’方面的诱-惑力比在美学上所说的‘美’的诱-惑力更大些。许多人一致认为有个漂亮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事,再就是能有一幅画着美女的画。就审美的‘美’与性感的‘美’来看,两者容易被混淆的程度其实不一定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大,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混淆。理由是这些人可能从来没有产生过能与其他感情混淆的审美感情。被称为‘美的’艺术,一般是与女性紧紧相关的.。一张漂亮女子的照片就是一幅美的图画,少女歌声所能激起美妙情绪的音乐就是美的音乐;能唤起初恋时写给院长女儿的诗所引发的情感的诗就是美的诗。很清楚,‘美’一词通常总是被人们用来指那些引起自己的某种突出的感情的对象。”在此虽然有“美”被亵渎的不平,不过所指的现象倒的确是艺术与“美”合作后的真实情况,至少涉及女性美的艺术创作,无论在创作主体还是在欣赏主体那里都不可能升华到十分干净的地步。
女性美的神话——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所象征的女性外表的魅力仍然活在当今世界大多数现代社会之中。不论你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你都会面对一个把女性美当作商品、当作一种特殊类型的有力筹码来运作的市场。从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上看,潘多拉的故事都是关于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意义建构的故事。如同伊甸园的夏娃一样,潘多拉把死亡带到这个世界上。她是第一位有生有死的女性凡人,她有诸神赐予的活力、美貌、气质和能力。赫尔墨斯给她取名叫“潘多拉”,意思是“很多的礼物”,一方面是因为奥林匹亚诸神给了她很多礼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是神送给男人们的“礼物”。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潘多拉”,就是那个带来祸害的女人,她打开了包藏一切邪-恶和灾难的“潘多拉的盒子”。人们总想逃避邪-恶和灾难,潘多拉则隐喻卤莽和冲动的好奇心会带来巨大灾难。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潘多拉的故事揭示了当代女性的苦难,使我们明白那种使女性的外表美成为商品的奥妙,那无人言说也无从言说的神话信仰的奥秘。女性美似乎被看作是女人惟一的合法资源,它是在女孩进入成年时期社会公开赋予她的惟一的权利来源。但潘多拉根本不是某一个具体女性的象征,她集男人们的梦中情人于一身,她用自己编造的谎言使男人们就范称臣,男人们在她的美艳面前自惭形秽。假如一个男人对她无动于衷,他在男性权利等级秩序中可能会失去合理合法的地位。但请记住,当初宙斯把潘多拉送给人间的时候,是让这位“激活欲望的处女”来调整人间权力的不平衡状态。潘多拉只是男性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卒子,她的故事,讲的不是女人自己的事,而是男人与男人的竞争。
《关于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分析》
篇九: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由于受到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思想的束缚在男权主义主宰历史话语中女性逐步觉醒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要求重新定位自我女性精神追求的变化都体现了女性自我解放的发展趋势对当代文学以及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女性形象的当代启迪
中国古代文学女性形象的当代启迪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由于受到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思想的束缚,在男权主义主宰历史话语中,女性逐步觉醒,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要求重新定位自我,女性精神追求的变化,都体现了女性自我解放的发展趋势,对当代文学以及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启迪作用。关键词:古代女性意识觉醒启迪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主导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础,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社会上的女性地位也得不到以男性为主体的群体认同。因而从主观到客观层面俨然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两性的基本格局,以男性为主导意识,以愚化女性为目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管是绝代佳人、贤妻娘母、还是男性以美女自喻的形象,皆是“空洞能指”。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女性[1]。女性逐步发展成为了男性社会的附属产品。尽管在我国文学史上难以寻得女性文学家的踪迹,但是较少数的女性作家创作出了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由此可见女性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不容忽视,大多数男性作家创作的女性形象也说明了女性是男性作家创作的源泉。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古代女性的创作以及文学中的女性角色不断重新定位,已逐步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追求解放的发展趋势,女性精神追求和不断的定位自我对当代仍然有很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众多作家塑造了难以计数的女性形象,而形象出众、个性鲜明的则数反抗封建伦理道德,反对男权主义,追求自主自立,抑或是大胆追求爱情的新兴女性,如刘兰芝、崔莺莺、杜丽娘等。这类女性思想之先进,行为之大胆,在中国封建史是绝无仅有的,表现了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及封建桎梏下妇女解放的趋势。这里我们将浅谈几类重要的女性形象的现代意义,重点分析女性形象
中女性角色及精神追求的变化及给我们的启示。一、才女形象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总体上是男权统治的社会,女性的
主权意识遭到扼杀,女性在封建道德思想中“被”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虽然在文学上的创作量不及男性,但是在创作水平上不输男性,各有千秋。女性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己最为真实的情感,反映出自己的喜怒哀乐,体现自己的人生阅历,将自己的一生真实的展现。最为典型的数词人李清照、朱淑真。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不畏封建男性的异样眼光,对女性自我情怀的抒发,这种自我意识,不畏男权的思想值得大力提倡,非常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
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大致可分为两期。前期大致是甜蜜的,着重女性自我世界情感的抒发。自始自终地、多侧面地书写和表现自己思想与感情的全部历程,通过女性的视角,运用女性的口吻,传达出女性特有的羞情和审美感受。“易安体”的内容、思想、情感、手法、语言包括音韵(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叠字的运用)的特
殊处理,均与善于表达女性生活情感的词体形式,达到水乳交融的完美契合。而发展到了后期,面对着国破家亡,残壁断垣,李清照把她的怀念故国之情以女性的细腻笔法抒发出来。她的词不如辛弃疾、张孝祥、张元干等封建士大夫在词中所体现出来的豪放、粗犷,并没有在词中充满了正义感,政治感,而是基于女性自然人的生命体验,所表现出的用生命所难以承载的痛苦。
李清照的作品中,充分展示了而一个精神自由,个人感情充实没有枷锁禁锢的自由女性形象,她的内心世界充分被文学化了,这在封建男权社会体系中是很难得的。因此李清照的文学艺术对于社会的进步、女性的觉醒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为爱抗争的形象在爱情题材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勇敢追求爱情,反对封建礼俗,挣脱包办婚姻的牢笼,勇敢追求爱情,大胆地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形象,如崔莺莺、杜丽娘、杜十娘等各富特色的女性形象。
尽管她们身份地位不同,所处的时代也不同。但是她们追求爱情的精神本质是一致的。这些勇敢大胆的女性在所处的时代犹如平地一声雷,唤醒了女性内心渴望爱情的苗芽,毅然决然地选择自己的爱情,对抗“严肃”的社会礼教,挑战了社会的权威。这类为爱情执着的女性形象深入人心,大获成功。
崔莺莺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就不管不顾,抛开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惜与母亲抗争到底,最后成为了一名爱情的斗士,选择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爱情。而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而生更加显得爱情的伟大,
和她追求爱情的决心。《牡丹亭》的社会影响力更加深远,以至于《牡丹亭》一出,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2]。再看看杜十娘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一波三折,然而最后遭到了背叛,但依然坚守自己心中那份纯洁的爱情,以死为爱情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样的爱情悲剧更加具有震撼力。她们的文学形象依旧在历史长河中鲜明清晰,成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一曲曲赞歌。
爱情题材作为文学创作的不竭题材,塑造了一系列人物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当代看来,这些女性的为爱痴狂成为众多人的典范,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更加勇敢无畏,同时也为现当代的爱情题材的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如《获虎之夜》里的莲姑,《雷雨》中的繁漪等等。三、女英雄形象
温柔贤惠,才貌双全的女子在浩瀚的中国文学中向来都不缺乏,然而,她们大多数都因为生活在男权主宰社会的大环境中,缺乏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中国古代文学是倾向于婉约温柔方面发展的”[3].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仍然塑造了一系列女性英雄形象,这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是大相径庭的,她们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说明课女权主义意识的觉醒,是对男权社会的当头一棒。如《水浒传》中塑造了个性迥异的梁山108好汉,在这其中也塑造了三个个性鲜明的女英雄形象——顾大傻、孙二娘、扈三娘。
从很大程度上,女中豪杰的女性形象打破了男权主义的专属地位,集中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改变了女性地位依附于男性地位的
传统文化思想,在三位水浒女英雄的身上,我们解读到了女性自我角色意
识的开始转型,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是一种很大的突破。摒弃了传统塑造美女形象的写法手法,而是在厮杀中刻画她们的豪放与大胆,拥有一身好武艺。在自己的事业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取代了丈夫作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为古代文学中的女权主义跨出了巨大的一步。“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国,而《水浒》之巾帼压倒须眉,女权可谓发达矣”【4】。
从《水浒传》之后,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深远,如《杨家将演义》中的雁门女将和《聊斋志异》中的各类奇女子,出现了一大批女英雄形象,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角色意识有了全新的内涵。一系列的女英雄形象从文本扩展到现实,也使女权思想从文本延伸到社会现实,推动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转换。从精神层面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很少有记录女性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却记录了很多女性的历史轨迹,不管是女性作家,还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在追求女性自我意识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前行。当然不仅在文学方面,古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不断前进方面,女性自我意识也对推动当代社会继续前进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参考文献:1、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J]上海文论1989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M]上海光明书局19304、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Z]中华书局1977
篇十: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所表示的是人的社会性别指的是社会对某一性别的人所做出的关于性格特征和行为举止规范的一系列复杂规定并且这些规定是在一个人的社会化进程中逐渐学得在父权制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根深蒂固关于女性气质和女性社会角色有一套完备的社会性别话语
试析西方文学中女性人物形象
赵治【摘要】摘要:在西方文学领域,男性作家一直把女性塑造为天使、淑女或恶魔的形象,他们以自身的男权思想掩盖了女性本身的性别特征和社会特征,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自女权运动以来涌现的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则站在女性的角度书写女性题材小说,试图推翻这种传统的男权社会及其制度,争取自由和平等。通过对男女两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希望消除文学上的霸权思想,谋求两性的和谐。【期刊名称】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13)001【总页数】3【关键词】关键词:男性作家;男权思想;女性主义批评;女性意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影响的不断扩大,女性问题的探讨从社会问题逐渐向精神文化领域延伸,从而使女性问题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进入后工业时代以后,经过理论武装过的女权主义者,正在积极谋求女性在更广大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下更大的发展变化,怎样处理好现代的家庭关系,怎样更恰当地来把握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现代人面前的重大问题。理论的建构时常有形而上学的危险,而文学史则具有激活精神历史的功能,它为我们展现更全面的精神历史景象。在西方文学领域,女性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完善与丰润也是在不断否定过程中完成的。男性作家所创作的女性形象,掩盖了其本身的性别特征,剥夺了其话语权,而女性作家所创作的女性形象,则更深刻地剖析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
一、男人笔下的女人
女性主义者认为,生理性别只是把男性、女性区别开来的生物学上的概念,而社会性别则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所表示的是人的社会性别,指的是社会对某一性别的人所做出的关于性格特征和行为举止规范的一系列复杂规定,并且这些规定是在一个人的社会化进程中逐渐学得的。”[1]在父权制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根深蒂固,关于女性气质和女性社会角色有一套“完备”的社会性别话语。男性中心社会性别话语控制和支配着社会习俗观念以及人们的传统意识,从而对女性身心状况及生存处境起到决定和制约作用。父权制社会仅对女性气质,诸如被动性、软弱性和哺育性等作出细致的描述,而且还对女性在社会中应该扮演的性别角色予以规定。女人的身份是因男人而定位,“如果她是一个少女,父亲就会有支配她的各种权力。如果她结婚,他会把权力交给她的丈夫。”[2](P52)因此,女人没有自我,而只是某人的女儿、妻子或母亲。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关于女性气质的说法是一个典型代表。他认为“女人在存在上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繁殖,女人应该做的就是对子女的照顾,对丈夫的服从等”。因此,男权制与家长制总是相互依存、相伴而生的。正如凯特·米利特所说:“家庭、社会和国家这三种男权体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在西方充斥着基督教文化的父权制社会,妇女被剥夺话语权就如同她们的躯体被剥去愉悦的享受。男权主义认为,女性的话语权与美貌、智慧是相互融合的,威胁着男性主导的社会。一旦女人打破缄默,从无言变为多言,她就会拒绝男性的权威、拒绝服从男性的支配,使自己从一个被动客体转换成具有主体意识的主体。因此,父权制操起其特有的武器,把妇女打入历史的无言的黑暗之中。在西方社会中,从古至今只有一个性别在推动革新和发展,那就是男性,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所以,西方
女性主义者极力倡导语言革命,因为语言代表一种权力,存在于特定的历史叙述之中,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一切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都建立在公正、清晰而理性的语言基础上。[2](P136)在父权制社会,男性拥有话语权,操纵整个语义系统和文化领域,并根据自身性别的好恶标准和想象力锻造女性的行为规范,把敢于逾越传统妇德规范的妇女加以丑化,使她们幻化为种种刁妇、女魔的形象。《白雪公主》《灰姑娘》等童话故事中凶狠毒辣的后妈,《麦克白》中妖言惑众的女巫麦克白夫人,这些“女魔”形象是作为父权制文章中理想的“天使”的反面形象来刻画的。在男性文本中,老妇常常是一个遭贬抑的对象,她的阅历、智慧与少女的天真、懵懂形成鲜明对比,使男性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她的年老色衰又使男性感到一种无形的失望。在西方父权制社会,言谈、读书、思考都被界定为男性的活动,女性一旦涉足这些方面,拥有独立的意志、不驯的个性、聪明的才智,就会招致男人们的冷嘲热讽。受到西方父权制的影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天使或是魔鬼。但我们所见的“天使”不是那个躺在水晶棺里美丽动人的白雪公主,就是那位勤劳质朴、侍候他人的聪明妇人。她们或是天真无知、美丽可爱,或是委曲求全、牺牲自我,大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只不过是男人生活中的附属品和点缀品,是男人享受人生的工具;我们所见的“魔鬼”,要么就是那个不受传统束缚、偷吃禁果的夏娃,要么就是凶狠恶毒的后妈。她们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自我意识,甚至试图逃离父权制文化给妇女框定的角色,于是她们就罪不可恕,永远洗刷不了“女人是祸水”的耻辱。妇女在文学中所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反映了男人对女人的矛盾态度。她既是男人的梦想,又是男人的梦魇;既给男人带来满足,又使男人产生厌恶。梦想的角色和梦魇的角色同样否定妇女的人性,直接服务于男性中
心文化的性权术。难怪西方女性主义者要求读者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男性创造的女性神话,作一种“对抗性的阅读”,把根植于心中的男性意识剔除掉。
二、女人笔下的自己
从一般的女性主义理论来看,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建构的,男性的自我意识、个体意识随着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社会关于个人及自我的认识而变化,在很多情况下,男性的意识就是社会的意识;而女性则不同,女性意识与女性个性的发现和发展,则受制于社会关于女性的认识,受家庭观念、经济发展的制约。总之,她的价值是从社会、男性的利益出发被评定的。[3](P74)因此,妇女觉醒的第一步,即是对家庭的反叛,它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从而颠覆了整个文明赖以成立、赖以发展的基础。因此,女性的自我觉醒,妇女的解放具有极大的颠覆作用。从简·奥斯丁到艾丽丝·沃克,18世纪以来,女性作家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她们的创作表现了女性体验以及她们对自身世界的认识与评价,以全新的女性形象否定了现实生活及男性文学中妇女的理想形象:母亲、屋里的天使、贞女……代之以富有女性特征的、平凡的、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否定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所作的善恶美丑的评判。《觉醒》中的艾德娜的社会地位表面上看相对高一些,是受人尊重的“夫人”,实际上她的衣食住行也要靠男人供给:婚前是父亲,婚后是丈夫。艾德娜勇敢地推翻社会束缚,她挣脱了社会强加给她的夫权绳索,将做人的权利夺回来握在手中。思想的明晰一定会导致行动的目的性,经过不懈努力,好的结局终将成为必然。[4](P94)简·爱与艾德娜的根本不同在于她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她自力更生,身为职业女性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她完全可以按个人意愿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方式。坚持走自己的路,简·爱获得了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女
性做人的权利和地位。两位女性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她们对社会观念、传统习俗的反叛,对人格尊严、个体生存价值、自由平等的人的权利的追求。这个由“物”到“人”再到“自主自立的人”的认知、觉悟、抗争的渐进过程,不仅让我们看到她们思想认识水平上的差异,更让我们思考她们奋斗结局或悲或喜的原因。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达洛威夫人》和《到灯塔去》都是以女性视角看待世界的一个范本。达洛威夫人久病初愈后漫步于街头,少女时深陷爱情幻想之中的她和中年以后的她体现出一种深刻的转折性。爱的逝去是对她的理性的报答,这种报答更表现为一种审视的目光,男人成为女人在理性审视的目光下的一个对象,立刻就变得充满了局促和卑琐。男人似乎很在意他们在女人心中的形象,女人对男人来讲,也并不仅仅是性,还包括心灵上的需要。男人仍然希望从女人那里得到自信,但当女性充满了智慧的理性时,男人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优越感呢?在伍尔夫淡淡的眼神里透露出的该是多么逼人的冷漠。重新审视这几个女主人公意识的觉醒以及而后的遭遇,如果借用西方一些学者划分女性意识五个阶段的理论,她们正从认同男性价值期开始进入抗议男性价值期,亦即独立自我意识觉醒期。女子一旦意识到自身的独立存在,便会感到男权社会压制着她们的自我实现,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是禁锢她们的绳索,如《黄墙纸》中的栅栏,囚禁着背后的女人,她们都愤怒地呼喊“我属于我自己”,但都被认为失常。男人可以做的事情而传统习俗认为女人不能做,如果她们做了,就是失常——“疯”的前奏。要把男权社会的准则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往往是她们周围一些“爱”她们的人:父兄,丈夫,情人……在听话时,她们是男人事业上的装饰,在客厅中为丈夫应酬交际的点缀;而不听话时,她们又往往被看成是“累赘”。而她们的出路呢?在那样的社会里,真正道路是没有的,所以我们面对的便都是无望的痛苦,
令人心碎的悲剧。[5]纵观这些女性小说,大多数女主人公非死即疯。几位女性走过的奋斗历程,虽结局不同,但却显现着同一个目的,即她们都在力争做自己的主人。能否做自己的主人,并不仅仅是个人思想认识的问题,存在决定意识——社会时代制约着人们的认识,也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妇女在现实社会中的处境和待遇是要靠她们自己的觉悟和有效的行动加以改善和提高的。艾德娜、简·爱在社会的逼迫下觉醒了,抗争了,尽管结局有悲有喜,但这个奋争的过程无疑动摇了无视女性人格尊严、个体生命价值的社会观念及其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与存续性。几位女性是艺术创作的产物,但她们的反抗奋争行为却真实地鼓舞了千百万个在日常生活的种种压迫中苦苦挣扎的妇女。进入20世纪,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再以男权为中心,妇女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妇女拥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成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
三、结束语
通过男女两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男性作家在文本中所塑造的天使、淑女、女魔、恶妇等形象,实际上远离了女性现实生存的本质,反映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而女性作家能够从女性生存的本质,从女性最真实的生活意义出发,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其动机是表达妇女的主体性,然而在一个充满语言压抑的社会中,女性作品总有陷入男权话语的危机,因此选择写自己是18世纪以来女作家的首选。但早期的创作正如西蒙娜·波伏娃所指出的,本质上是“一种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工具”。这些人只是借文学来炫耀和发泄自我。而现代女作家竭力回避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注重描写女性独特的经历和历程,表现女性自我感受中最本质的东西;自觉性创造带女性性别色彩的文体风格,选择具有女性特色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话语,不妥协地反抗父权制和男权社会,最终求得男
女两性和谐的发展。[参考文献][1]秦湘.娜拉走后怎样,娜拉不走又怎样[J].外国文学,1990(5).[2]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美]凯特·肖班.觉醒[M].杨瑛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党明虎.《黄墙纸》与女权解读[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责任编辑王银娥]【文献来源】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journal-xi-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edition_thesis/0201223498414.html
篇十一: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P> 王安忆小说女性意识研究朱姝姝
【摘要】StudyingfromthefemaleconsciousnessanditsroleinthenovelsofWangAnyi,thispaperaimsatun-derstandingthefemalelifeandloveviewandtheircausesinthebackgroundoffemaleconsciousness.Inherworks,throughthemeticulousdescriptionofwomen,WangAnyishowsconcernforwomen’slifeandemotions,thinksaboutthefateandfutureofwomen,exploresthevalueofwomenandexplainstheirfemaleconscious-ness—thedenialoftraditionalthinkingandthepsychologicalguidancetocontemporarywomen.%王安忆的很多小说都以女性为主,塑造了一系列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女性意识。其女性意识在生活观上体现为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显现出独立性和主见,在爱情观上体现为与传统束缚相抗衡,打破藩篱求幸福。其女性意识的形成既得益于时代文化的影响,也有所接触人物的影响,更有家庭的直接作用。王安忆小说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展示,批判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肯定了女性的个体生命意义,为现代女性提供了指引。
【期刊名称】《许昌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5)006
【总页数】4页(P54-57)
【关键词】女性意识;成因;作用
【作者】朱姝姝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通过阅读王安忆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王安忆的很多小说都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如《米尼》、《流水三十章》、《香港的情与爱》、《流逝》、《长恨歌》等作品,写作对象都是都市女性,它们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如王琦瑶、富萍、郁晓秋等,突显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肯定了女性的尊严和价值,寄寓了作家对女性的思考、对世界的认知。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不同于历史上那些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传统女性——在欺凌压迫下只能默默承受,而是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充满了对自由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和忠贞,对艰难挫折的不屈和抗争,展现出蓬勃昂扬的生命激情,她们以自己的努力,呈现出新时代女性的价值与尊严,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女性意识。当然,她的女性意识的展示,不是靠呼吁与呐喊,不是靠两性之间的激烈争吵,而是在对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体现的。对于中国女性来说,女性群体长期处于被欺压,甚至被奴役的地位,女性的解放经历了很艰难的历程,而这些历程对女性的影响是深刻的。因此,研究王安忆小说,探索其女性意识,有着重要的价值。所谓女性意识,主要指的是女性作家小说中浮现出的对女性这一性别特质的从发现到认同到审视定位的认知过程,并给予特殊的表现形态。[1]77-79也就是说,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己的重新审查与认识,看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拒绝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定位,活出真实,展现女性的坚强、独立,表现出自我的生存价值和心理情感的意识。本文针对王安忆笔下的女性意识进行研究,从生活观与爱情观两个方面来刻画。(一)生活观: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显现出独立性和主见王安忆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
滴的生活的演变。……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2]王安忆打破传统女性观念,她的作品中的女性并不依靠男人,而是有着独立思想与见解,而这独立的思想与见解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面。王安忆让女性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困苦,磨砺出她们坚强的品质,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坚强与独立。妹头是坚强的,富萍是坚强的,阿三也是坚强的。王安忆让她笔下的女性于生活中真正独立,只有生活中独立了,才能由此带动精神的独立。发表于1982年的《流逝》展示了都市某类居家女性的坚韧,表现出王安忆充满人文精神的关怀与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曾经是旧上海资本家少奶奶的欧阳端丽,在“文革”风暴中跌入深渊,被抛到生活的底层。在张家无人支撑的情况下,欧阳端丽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勇敢地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竭尽全力操持这个处于艰难境地的家。欧阳端丽在平凡中炼就了处变不惊的气度,拥有了宽厚博大的胸怀,并领悟到生活的真谛。就像欧阳端丽的小叔子说的:“有一个人,终生在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只是自食其力。”[3]193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依靠自己,自食其力,在苦难里坚韧地生活。一个女人应该有独立意识,要学会思考,只有自主地选择人生道路,才不会依附他人,也只有这样,才能寻到真正的幸福。“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彩。”[4]这些平凡且卑微的女性,依靠顽强的生命力以及生存韧性同命运做抗争,以保障自己的生存。王安忆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针对人类本性和现代问题提出深刻的质疑。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王安忆笔下的女性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所在,用自己的双手完成自己的使命,独立而坚强地生活。(二)爱情观:与传统束缚相抗衡,打破藩篱求幸福“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王安忆总是对女性生存现状和价值取向有着一份特殊的关注
和理解。”[5]50王安忆笔下的爱情观总是试图与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认识相抗衡,打破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从而展现出女性自身的生存价值。我们从王安忆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她笔下的女人,是以家庭为中心、以丈夫为生命的女性,她们将自己定位于好妻子、好母亲,她笔下的女性具有强大的“包容”性,闪耀着母性光辉,都具有母亲般的博大温柔、善良慈祥,给男人以爱的温暖、家的庇护。在中国众多文学作品中,女性扮演着弱者的角色,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辛苦地养育着子女,终其一生默默奉献。但在王安忆笔下,女人不再是受男人压迫、受男人支配的弱者,而是有主见、有能力,像母亲一样引导男人成长的女人。《荒山之恋》中的妻子,给予他一个温暖的家,鼓励他上进,将懦弱的他培养成一个独立的男人,并容忍他对婚姻的背叛,不主动点破私情,如同一位有耐心的母亲等待着迷失儿子的归来。《小城之恋》中的她,怀孕让她忘记了一切欲念,以圣洁的心情迎接着子女的出生,以微薄的工资独自承担抚养儿女的责任。这些女性骨子里潜藏着浓重的弱者意识,然而一旦遇上令她们心动的男性,她们身上母性的一面便被唤醒,而由于母性的觉醒,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们不再矜持,不再胆怯,变得主动与果敢,似乎生活中没有她们做不了的事情,从而义无反顾地迎接着爱情风雨的洗礼。孕育给她以教育,使她比男人更懂得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母爱还意味着对丈夫、情人的爱。与女性相反,王安忆笔下的男性都像没有长大的孩子,不能应付世事。在这里,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仿佛是孩子同母亲的关系。女性将毕生的爱心无保留地献给家庭、孩子、丈夫,甚至其他亲人、朋友,母爱使一个女人变得宽容、坚强、成熟。一个女人,并不是为别人而活,而是追求想要的幸福,而只有打破藩篱,才能突破自己,得到真正的幸福。这些女性,不再唯唯诺诺,不再忍受命运的压迫,而是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在爱情面前,男女都是平等的,没有谁高谁低,实在无须委曲求全。王安忆作品中的女
性对待爱情大胆、前卫、果断,这种品质很值得赞扬。王安忆小说中女性的爱情是现实的,展现出爱与人性中矛盾的一面,像王琦瑶在爱与内心道德的挣扎中选择了爱,这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勇敢的选择,表明一种现代生活的态度。王安忆试图为男女达成平衡而努力,她认为女人应为自己而活,不是任何外物的依附品,性别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三)王安忆女性意识形成的原因1.时代文化的影响王安忆女性意识之所以形成,有着必然的因素。时代文化对女性的意识有着重要影响。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固有的文化受到冲击,旧文化不再屹然不动,新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女性思想的改变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带给女性一股清新空气,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观与爱情观。在《长恨歌》中,李主任在战乱中离开人世后,王琦瑶去邬桥躲避风头,来到乡下。王琦瑶远离上海的繁华,在弄堂开诊所。在最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王琦瑶将自己风光时穿的衣服拿到旧货行卖掉,买来日用品满足自己和孩子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因为时代的变化,王琦瑶不得不自力更生,一切吃穿用度都依靠自己,由繁华到落魄,这是时代变迁给王琦瑶带来的生活上的变化。《桃之夭夭》里的郁晓秋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促使她迅速地成长。郁晓秋到安徽乡下后,生活非常艰苦,这使她暂时忘记了上海人固有的骄傲,以最快的速度适应农村生活。这样的经历使郁晓秋成熟了,也使她更加懂得生活的真谛。时代赋予了这些女性前所未有的机会,她们可以像男性一样工作,像男性一样养活自己,这样,有利于开阔女性的视野,锻炼女性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使女性更为独立。有许多工作岗位可以适合她们工作的需要,她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挣钱,而由于经济的独立,其社会地位也就因此而提高了。时代文化对人物行为、性格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王安忆笔下人物女性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
2.接触人物的影响王安忆笔下的女性被置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包括同性的友谊,也包括异性的爱情,正是这种种关系对女性认识世界产生了影响,也使她们对自我的认识更加深入,丰富了她们的生命体验。在《长恨歌》中,程先生的痴心满足了王琦瑶的虚荣心,而李主任给王琦瑶的是安全感,踏实的感觉,也让王琦瑶学会了等待。在康明逊这里,王琦瑶品尝到爱情的甜蜜,也体会到有情人不能相拥的痛苦。康明逊使王琦瑶体验到孕育的神奇,完成了一个女人的蜕变,而老克腊的出现与离开使王琦瑶看到了自己的年龄,尝到了老年时的孤独,留给王琦瑶独特的人生体验。王琦瑶生命中的这些男人帮助她成长,完善了她的生活,也改变了她的爱情观。不只是男人对王琦瑶有深刻的影响,王琦瑶的女性朋友也对她产生了作用。吴佩珍带着王琦瑶去片厂玩耍,王琦瑶才引起导演的注意,由此认识了程先生。在蒋丽莉的大力帮助下,王琦瑶才会参加上海小姐的竞选,使她有机会成为李主任身边的人。严家师母不仅带来了康明逊,而且唤醒了王琦瑶的上海思想,坚定了她依靠自己的信念。王琦瑶接触的这些人无疑都对王琦瑶的生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她的爱情观、生活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一直依赖男人,而是靠自己,撑起自己的天空。接触的人物对一个女人的意识影响是极为重大的,他们改变着女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其对世界有全新的认识。作为一个人,其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离不开身边的各色人物,只有在社会的影响下,人物的意识才能够一点一点地完善,适应社会,成为真正的主体,所以社会对女性的影响是尤为重要的。3.家庭的影响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家庭也是形成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像《流逝》里面的欧阳端丽,一开始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媳妇,她自然有着和她所处的那个环境相融的性格,喜欢逛街、聚会。然而,“文革”期间家庭衰败,欧阳端丽的处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性格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她担负着重担,不仅要照顾孩子,
小姑、小叔子上学、下乡的事情也全由她负责。由养尊处优的生活变到如此地步,欧阳端丽没有抱怨,只是忙碌着,付出着,甚至找了一份“不体面”的工作。待到时来运转,欧阳端丽又回到从前的日子,从前生活的状态也回复了,依旧聚会、逛街,也不是那个贫苦但充实的她了。这是家庭变化给欧阳端丽带来的影响。一个人的性格、思想是会随着家庭的变化而变化的。《桃之夭夭》中,郁晓秋的性格也和她的家庭有很大关系。因为郁晓秋是私生女,所以她所受的苦难较多,这也为她长大后保持心态的平和打下了基础,这使她更加坚强了。她像石缝里的小草,顽强地生长,面对生活的变化她从容泰然,总是能更快地适应新环境。不经风雨,哪得彩虹,家庭带给这些女性的影响,使女性性格发生改变,使她们变得更从容,更坚强。家庭环境对女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比任何其他因素对人的影响都更强烈,它比时代和社会更直接地作用于女性,因为那是她们无法脱离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被灌输了众多思想,也由此形成了女性意识。在这种意识中,其性格变得越发饱满,人物也更加鲜明、有主见。(一)对传统思想的否定传统思想对女性的束缚极为严重,不仅禁锢女性行为,更禁锢女性心理。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是对传统思想的否定,她认为传统意识对女性构成了伤害与折磨。千百年来,中国妇女深受封建伦理的压迫,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妇女的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思想并没有轻易地消除。王安忆为我们塑造了不少痴情哀怨的女子形象。在《我爱比尔》中,王安忆并没有像常人一样以传统道德视角来评定阿三,而是将导致阿三悲局的根源归咎于她所具有的思想观念与传统道德伦理不符,从而对阿三怀有怜悯与同情之心,这就否定了传统思想对女性的看法。在《长恨歌》中,王琦瑶在爱丽丝公寓中对蒋丽莉说了一番话:“要说自然是面子和芯子两全为好,也就是圆满的意思了,可人的条件都是有定数,倘若定数只能面也凑合,里也凑合,还不如盖下一边,要个满满的半边,也是不圆满里的圆满;
再说,还有句老话叫作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呢!缺一半,另一半反可更牢靠更安全还说不定呢。”[6]101传统思想注重面子,而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则从面子与里子中选择了里子,这也是对传统思想的一个反驳,否定了传统对女性的看法。王安忆笔下的女主人公表面看起来柔弱、经不起风雨,内心却是坚强、不软弱的。她们能够在平凡生活中,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顽强地与逆境做抗争。她们在面对人生的挫折与困境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接受困境,从容面对,充分展露着她们的顽强生命力。传统思想的毒害是根深蒂固的,王安忆期望通过她的作品批判传统观念,否定传统的束缚。王安忆对旧时代于女性的束缚是极为不满的,她试图用作品否定传统,不再让封建思想荼毒残害女性。(二)对当代女性的心理引导当代女性虽然较之旧时代更自由些,但人不能完全脱离伦理的束缚,王安忆用她自己的方式警醒着现代女性,使之避免悲剧的重现。王安忆试图通过纷乱的生活和苦难的历史,在思想和现实的斗争中展示出一种坚强的品质,让我们看到女性的坚韧,从而为现代女性提供指引:遇到困难不要惊慌,冷静处理,在困境中找到自己。王安忆总是把这些女性写得很美、很自然,而这种美、这种自然又缘于她们与生俱来的母性的呼唤和皈依。王安忆笔下的女性经历了为生存拼搏的生活,她们能够坦然地面对困难,肩负起家庭重担,此时在她们心里这个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她们将自己视为保护伞,从内心感到骄傲。王安忆塑造的这一类女性形象,充分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受封建思想禁锢的女性,应该打破束缚,冲出封建枷锁,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不要将男人作为人生的寄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体现出强大的自信。有了母性,才使女人活得伟大,活得独特,活得崇高……“她从女性独特经验出发,对现代文明、人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与质询,她的创作拓宽了女性写作的天地,建构着新时期女性文化空间,在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7]99-101。
王安忆的小说立足于女性立场,塑造了许多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以完全不同于男性作家的视角去观察世界,重新构建了女性角色,肯定了女性的价值、地位,“从人物的内心世界透视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变迁”[8]281,以至于王安忆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特色,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女性的经历告诉我们,女人一定要有自主意识,尤其在与男性的关系中不能丧失自我,要做一个独立的女性,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开拓空间,面对挫折更要勇敢,不畏艰险。王安忆的小说展示了女性的坚韧与美好,肯定了女性的个体生命和意义,并指出女性应该追求人格独立,追求自我价值与精神境界。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女性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她们不再是男人的傀儡,从而否定了传统思想对女性的禁锢,给传统思想以冲击,进而突破藩篱,体现出女性独有的坚强美与独立美。王安忆用笔为我们描绘了多彩的女性世界,不仅让女性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引发其独立思想,更展现出女性的生存价值,这也是王安忆作品美之所在。
【相关文献】
[1]冯晶.王安忆笔下女性的生命律动——以《小城之恋》、《长恨歌》、《桃之夭夭》为例[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2):77-79.[2]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N].文学报,2010-10-26(2).[3]王安忆.流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王安忆.探视城市变动的潜流——王安忆谈长篇新作《富萍》及其他[N].新民晚报,2000-08-06.[5]王安忆.启蒙时代[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6]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7]孙惠欣.拓女性写作天地,谱女性话语篇章——从《叔叔的故事》、《长恨歌》看王安忆小说中女性话语的建构[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99-101.[8]杨楠.试论中国女性主义小说创作的特点[J].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5(2):28-29.
篇十二: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P> 中外文学中女性人物形象对现代女性的启示——简·爱与林黛玉的性格命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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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爱和林黛玉是英美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中的典型人物,二者由于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生活环境等的不同,造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成就了中外文学历史两个典型的女子想象,通过对对二者人物形象的对比,揭示古代中外女性之间的形象上的差异,提升现代女性对自我的认知。
关键词:简·爱;林黛玉;环境;性格;命运
通过分析英美文学史及中文文学史中诸多典型的女性人物,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方面更好地认识女性自身,认识女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起到的重要作用。简·爱和林黛玉就是中英文学史中两大典型的女性人物,她们也是我们了解18世纪至19世纪中英社会历史特征的重要文学人物。通过对简·爱与林黛玉的生活环境、性格和命运的对比,对女性自我认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
简·爱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JaneEyre)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从小变成孤儿,在经历各种磨难中不断追求自由与尊严,坚持自我,并最终获得幸福的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英国女子。小说引人入胜地展示了男女主人公曲折起伏的爱情经历,歌颂了摆脱一切旧习俗及偏见的行为,成功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妇女形象。这部小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女性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意识,甚至推动女性解放运动的前进。主人公简爱甚至也被认为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
18世纪中国伟大文学家曹雪芹创作的文学巨著《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
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林黛玉是《红楼梦》这部巨著中的女主角,是金陵十二钗之首,西方灵河岸绛珠仙草转世真身,荣府千金贾敏与巡盐御史林如海之女,贾母的外孙女,贾宝玉的姑表妹、恋人、知己,贾府通称林姑娘。她生得倾城倾国容貌,兼有旷世诗才,却在封建礼教压迫下,历尽风刀霜剑,最后在宝玉、宝钗大婚之夜泪尽而逝,林黛玉是世界文学作品中最富灵气的经典女性形象。
比较中外文学史上这两个典型的女性人物,我认为对女性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具有积极的意义。简·爱和林黛玉尽管是生活在不同社会历史时空中的两个文学女性人物,她们最重的命运也截然不同,但是她们却具有许多共同特点:两个女性人物都聪明机敏;具有反抗精神;追求纯真的爱情;都吸引并且影响了众多读者;她们同样给女性自身带来一定的启示。通过对简·爱与林黛玉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对18世纪、19世纪中英女性基本状况获得更多的认知;能更多地了解社会历史条件对女性命运的影响;唤起现代女性对环境、性格和命运之间关系的思考,对自立与追求幸福婚姻的思考……
二
首先,她们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可能是单独存在的,她们的命运往往是其文学作品所处社会历史时期的一面镜子。对我们来说,要了解这两个典型女主人公,首先要了解这两部文学作品所处的历史时期。《简·爱》问世时的英国在经济上已是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大国;文化上,在经历了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洗礼之后,人文主义、自由平等意识已经被工业飞速发展的英国民众广泛接受。在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被广泛关注,妇女解放运动也应运而生。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历史时期,夏洛蒂·勃朗特和简·爱应运而生。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夜郎自大,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这时期从表面看来,好像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当时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农耕为主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未能参与到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在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历史背景下,《红楼梦》和林黛玉的诞生歌
颂了追求光明的叛逆人物,通过叛逆者的悲剧命运预见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揭示出封建末世的危机。
其次,生活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成长环境造就人的不同性格特征。简·爱和林黛玉有一个共同的成长经历:即寄养在舅舅家(外祖父母家),简爱是个孤儿,父母双亡,舅舅早逝,由舅母养大;林黛玉因母亲早逝,外祖母贾母“念其无人依傍教育”极欲接到自己膝下,其父也考虑到她“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故劝她“依傍外祖母家及舅氏姊妹”,随后,林父亡故,她也成了孤儿。
这两个女主人公都是孤女,都寄养在舅舅家。但是,她们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家庭出身来看,简·爱出身寒微,父亲是个穷牧师,在当时贫富差距较大的英国,受人冷眼的境遇可想而知。林黛玉出身于“清贵之家”,由于小时父母钟爱,比较任性。她们寄养的舅舅家的环境有所不同,简·爱的舅母把她视作眼中钉,并把她和自己的孩子隔离开来,从此,她与舅母的对抗更加公开和坚决了,简被送进了罗沃德孤儿院。孤儿院教规严厉,生活艰苦,院长是个冷酷的伪君子。简·爱在孤儿院继续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可以说,简·爱几乎是在没有亲情呵护的环境下长大的。
林黛玉则不同,她有外祖母贾母的疼爱,有大舅的关照:“不要伤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即同家里一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有二舅对其视为贾家姑娘的一视同仁,有同龄兄弟姊妹的友好陪伴,还有丫鬟仆人伺候。
再次,人物性格特征。简·爱在受尽虐待与冷眼的寄居环境下逐渐成长为一个性格坚强,朴实,刚柔并济,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女性。她出身卑微,相貌平凡,但她并不以此自卑。她蔑视权贵的骄横,嘲笑他们的愚笨,显示出自立自强的人格和美好的理想。她有顽强的生命力,从不向命运低头,在孤儿院接受的教育使她具备了自食其力的能力,最后有了自己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简·爱从小就承受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待遇:舅母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哥的侮辱和毒打。但她并没有绝望,她并没有自我摧毁,并没有在侮辱中沉沦。种种不幸的遭遇,换回的却是简·爱的无限信心,却是简·爱的坚强不屈的精神,一种不可战胜的
内在人格力量。她对自己的命运、价值、地位的思考和努力把握,对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有着理性的认识,对自己的幸福和情感有着坚定的追求。从简·爱身上,展现了当今新女性的形象:自尊、自重、自立、自强,对于自己的人格、情感、生活、判断、选择的坚定理想和执着追求。
三
林黛玉“自矜自重,小心戒备”,为保持自己纯洁的个性,她始终“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并且常以“比刀子还利害”的语言,揭露周围不合理的现象,因而被人看作是“刻薄”、“小心眼”。出于她和宝玉一致的叛逆性格,她鄙视封建文人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在贾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生活中,只有自幼耳鬓厮磨的宝玉才是她唯一的知己。她和宝玉之间的真挚感情,成了她能在这个势利环境中生活下去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在焚稿断痴情一回中,她一面吐血,一面焚稿,以死向这个黑暗的社会表示最后的反抗。在黛玉身上又使我们看到一种新型妇女的思想意识的萌芽。
简·爱能通过自我努力实现自食其力去寻找自身幸福的道路,除了她自身努力之外,也是社会环境为她提供了可能的条件;相比之下,生活在18世纪的曹雪芹是绝对不可能为林黛玉安排一条超越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发展状况的生活道路,她的性格及命运悲剧真实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没落阶段的历史特征。
此外,简·爱的爱情观更加深化了她的个性。她认为爱情应该建立在精神平等的基础上,而不应取决于社会地位、财富和外貌,只有男女双方彼此真正相爱,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在追求个人幸福时,简·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纯真、朴实的思想感情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仆人地位而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她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她对罗切斯特的财富不屑一顾,她之所以钟情于他,就是因为他能平等待人,把她视作朋友,与她坦诚相见。对罗切斯特说来,简·爱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使他精神为之一振。罗切斯特过去看惯了上层社会的冷酷虚伪,简·爱的纯朴、善良和独立的个性重新唤起他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尽管他其貌不扬,后来又破产成了残废,但她看到的是他内心的美和令人同情的不幸命运,所以最终与他结婚。小说通过罗切斯特两次截然不同的爱情经历,批判了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和爱情观。
林黛玉跟她生活的历史时期的众多女性一样还没有女性是作为和男性一样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经济独立的意识和行为。作为生活在大观园中的封建贵族小姐,身边接触到的同龄男性只有贾宝玉,她和贾宝玉之间的感情是建立在两小无猜基础上的不符合现代科学近亲表兄妹之间的感情。另外,林黛玉的爱情几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理想化的爱情,她可以不用像简·爱那样为了生存而外出谋生,她可以天天在如诗如画的大观园中摆弄琴棋书画,可以说林黛玉自身的爱情观是脱离了劳动的、脱离了生活的处于盲目的、不成熟的阶段的爱情。
通过这两个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的环境、性格及命运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到,简·爱在社会历史条件允许的条件下通过自身坚忍不拔的努力,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完善充实,具备了自我辨别社会的能力、自我谋生自立而改变命运的能力,并最终收获了自己的幸福……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简·爱的成长经历是一部很好的立志故事。然而相比之下,林黛玉的才情和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却是封建社会、封建家庭以及自我孤傲共同作用的一个悲剧。对于现代女性而言,从这两个文学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命运结局应认识到,幸福不是来源于眼泪,而是来自于女性在生活及爱情婚姻中的自立。在社会条件更加平等开放的今天,各个阶层的女性都更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完善努力来实现自由、自立、幸福的人生,现代女。只要有梦想和希望,对于女性而言,“一切皆有可能”同样不是一句空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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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J].王诺.国外文学.2002(02)
[4]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J].肖巍.妇女研究论丛.2000(04)
[5]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J].关春玲.国外社会科学.1996(02)
作者信息:姜西,女1985年6月出生辽宁西丰人吉林大学本科研究方向:文学。
篇十三: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P> 《卖花女》中的人物形象和女性意识作者:邢方方,华燕来源:《名作欣赏·下旬刊》2017年第5期
摘要:《卖花女》这部风靡20世纪英国文坛的戏剧是大剧作家萧伯纳先生一生中所创作出的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作者以希腊神话中奥维德的“皮革马利翁”为原型,对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大胆革新和改编,从而创造出了不一样的主角形象和内涵。本文旨在通过对《卖花女》中的关键人物形象进行分析,解读伊莉莎命运蜕变与成长的全过程,探究其女性意识的觉醒,深挖其人物性格与命运之间的深邃关系,从而升华出剧本主题。
关键词:蜕变与成长性格与命运人物形象女性意识
■
一、引言
“皮革马利翁”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希腊神话故事,主人公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的国王,非常擅长雕刻,但对本国的所有女性都没有好感,于是决定永不结婚。他视雕刻为生命,每天都渴望在雕刻中度过。直到有一天,他爱上了自己亲手雕刻出的象牙女雕像。那是一尊无与伦比、惊艳四座的美少女塑像,是他使出了毕生绝学和精力才刻出来的得意之作。他付出了全部的时间、热忱和爱恋给这座雕像,像对待自己的妻子那样温柔地抚摸她、装扮她、悉心照顾她,为她起名加拉蒂亚。在整日整夜的相处之中,皮革马利翁竟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尊雕像。于是他便向爱神阿芙罗狄忒乞求,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爱神被他的真诚所打动,便示意他用手去触摸雕像。在神的旨意下,雕像立刻变成了一位活脱脱的美丽少妇。二人见面欢天喜地,并在爱神的见证下结为夫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二、小说梗概
《卖花女》正是以皮革马利翁的故事为原型,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经大剧作家萧伯纳先生之手而诞生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社会讽刺喜剧。该剧讲述了卖花女伊莉莎·杜利特尔,一个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乖巧,但出身寒微、家境贫寒的姑娘,每天到街头叫卖鲜花,赚钱补贴家用。一天,伊莉莎低俗的嗓音引起了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的注意,教授便夸口只要经过他的训练,卖花女也可成为贵夫人。伊莉莎觉得教授的话对她来说是一个机会,就主动上门请求训练她。教授的朋友皮克林和他打赌,如果让伊莉莎以贵夫人的身份出席六个月后举办的大使游园会而不被人揭穿,那么皮克林将愿意承担一切试验费用和伊莉莎的学费,这激起了教授的斗志,他欣然接受了挑战。作为一个精力旺盛、讲学考究的学者,希金斯当然不甘示弱,他从最基本的字母发音开始教起,由于他对每一件感兴趣的事都废寝忘食,但同时又像孩子一样,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情,所以他对伊莉莎的训练异常严格。一次,希金斯带伊莉莎去参加母亲的家宴,年轻的绅士弗雷迪被伊莉莎的美貌和谈吐自若的神情深深打动并一见倾心,然而他并没有认出眼前的女孩就是曾经在风雨中向他叫卖鲜花的街头女郎。经过长期的刻苦训练和勤奋努力,伊莉莎终于练出了所谓上流社会的标准伦敦腔,说得一口流利的上层人士才说得出的标准英语,就连整个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没有被别人认出从前的身份。但这种枝头麻雀变凤凰的改变并没有使她快乐起来,反而经过不断的挣扎,她最终还是遵循自己的内心离开了那里的生活。
三、现实与神话相决绝
希金斯教授一心教导伊莉莎学习如何练声、发音、走路以及基本的礼仪规范知识,并最终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如神话故事中皮革马利翁赋予雕像加拉蒂亚生命一样,给予了伊莉莎第
二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戏剧的结局并不是一个主题相同的唯美爱情故事。伊莉莎最终嫁给了一直追求她的弗雷迪,而没有接受有恩于自己且大名鼎鼎的语音学家希金斯。读者们可能会疑惑:为什么神话故事中的“创造者”(皮革马利翁)可以获得他想要的爱情,和自己相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现实生活中的“梦想打造师”(希金斯)却不能选择自己的所爱,最后还被自己创造出的得意“门生”(伊莉莎)所抛弃呢?其实,细细想来不难发现,这主要是与两大主人公的性格息息相关。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对卖花女伊莉莎的占有不在其肉体和色貌上,而是其精神上的自由。希金斯对伊莉莎精神财富的占有,采取的手段是资产阶级掠夺穷人的惯用伎俩——巧取豪夺和软硬兼施的两手。回首整部戏剧,女主人公伊莉莎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男主人公希金斯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碰撞始终贯穿全篇。其中,更多的是女主人公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她自由意识的选择,这是全剧情感的最终归宿,是人性本质的返璞归真,也是表达艺术的高度升华。
四、人物形象分析及女性意识的觉醒
伊莉莎不同于萧伯纳所创作出的其他女性形象,她给我们的感觉已经脱离了强悍女超人的特性,反而展示出了社会底层女子的清新、自然和韧性。伊莉莎本身就是一个对命运不轻意妥协的人,从一开始她就是一个坚强果敢、独立自强、自尊自爱且敢于追求平等权利的女性,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不俗。而希金斯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倾向则注定了他不能将女性平等地看待,更不用说是对待“如烂白菜叶一般”的街头卖花女郎了。现实中的伊莉莎也不可能像神话故事中的象牙女雕像那样无欲无求,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着所有常人一样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她渴望与人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渴望希金斯能够温柔地对待她。她对生活充满了期望,并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平庸的卖花女郎。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份受人尊重的职业,渴望能和希金斯一样,获得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而现实生活中的希金斯却是何等的冷漠和高傲,完全不可能像神话故事中的皮革马利翁那样,对他的雕像如此疼爱有加,也不可能把她摆到与自己完全相等的地位上来。在希金斯眼里,伊莉莎始终就是一件附属物,是他手底下一件极为普通的艺术品。但对于内心已经得到成长和蜕变的伊莉莎来说,她绝不允许自己再唯唯诺诺地回到希金斯的身边去维持一种既非学生也非佣人更非情人的不平等关系了,此时的她已经发现了自我,并尝试着要勇敢地去追寻自我,这是她女性意识的最终觉醒。神话与现实本就相差甚远,两人性格而又南辕北辙,再加上受阶级关系的影响,所以即便他们二人最初心有所属最终也将难成神仙眷属。
经过人生的起起落落,伊莉莎终于从各种伪善的社会角色中逃离了出来,挣脱了生命的樊篱,超越了现实的束缚,展示出了她骨子里的坚强和刚毅。在故事的结局,当她从容地面对希金斯时,我们就可以看出,她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到底是什么了。彼时的她再已不是当初那个孱孱弱弱的小女孩了,而是成长为了一名独立果敢有思想的女性。她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争取到了平等的社会身份,并勇敢地摆脱了希金斯的控制,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与心灵的转换。萧伯纳的《卖花女》虽然一直被冠以传奇喜剧的名头,却仍不失为一部杰出的讽刺戏剧。他用一个大逆转的故事架构,向读者们讲述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也使读者们在大笑中看到,所谓上流社会的文雅谈吐和翩翩风度,也只不过是他们附庸风雅和自命清高的摆设罢了,这既不能代表他们有知识有文化,也不能表明他们的灵魂干净或是纯粹。反倒是言行略显粗俗的街头卖花女,她的心灵更显纯净,更加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朴素的情感,更加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篇十四: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P> 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刘志成作为草原文学书写的佼佼者以生命的笔触描写了草原的苦难以生态的破坏书写了灵魂的疼痛以悲怆的字句表达了人性的扭曲在实现了在文学中自我救赎的同时也对草原文学实现了反救赎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作者:肖晓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32期
摘要:张爱玲是二十世纪最具创造力的女性作家之一,她成熟的女性意识是她作品中最大的闪光点。本文通过对张爱玲代表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形象进行深入分析,重点论述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独特展现。
关键词:张爱玲;创作特色;女性意识
一、女性意识及张爱玲女性意识产生的原由
(一)女性意识的内涵
女性意识在女性文学批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女性意识的基本内涵,是以性别为基础包含生命、自我、哲学、自审等多种内涵的意识觉醒。
(二)张爱玲女性意识产生的原由
作品创作与作家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张爱玲小说中关于女性爱情、人生、命运的种种描述与她的人生经历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张爱玲出生地上海是当时世人眼中小资、海派的聚集地,也是她作品的根源地。张爱玲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大都市背景下的百态人生。站在女性的立场认清了女性生存的空间,倾述着女性的需要,争取给女性自由恋爱、经济独立和自我救赎的能力。
二、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独特展现
(一)对女性命运和婚姻的关怀
纵观张爱玲小说,张爱玲始终关注女性这一群体。通过对自己笔下女性人物的命运和婚姻的关注,表达强烈的女性意识。张爱玲所处的社会背景纷繁复杂,但她只把关注点放在女性身上,关注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命运和婚姻。张爱玲曾说过:“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从无数各个不同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正如张爱玲所言,她的小说中选取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女性典型,她的女性意识也表现在她对女性生存和婚姻的关注上。
1.极度物欲、极度缺失——葛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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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对物欲的极端迷失体现了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深深担忧。葛薇龙是一名接受新思想、新教育的女性,她来上海的初衷是完成学业,却在姑母的圈套中一步步走向堕落,甘愿充当她姑母猎取情人的工具。她意识到堕落也想过反抗,但她自身的极度物欲迫使她向金钱世界妥协,有意地挤向上流世界。
当她从姑母那里得知乔琪乔有能力娶她,但不甘心娶她这样没钱的人做妻子,葛薇龙不假思索地对姑母说表示没钱但可以赚钱。从此,她便意识清醒地走向深渊,她要用色相挣得生存空间,作婚姻的筹码。这种极度物欲、自甘堕落、自我放逐使得她逐步的陷入深渊,也是她悲剧婚姻的根源。葛薇龙寄托了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深深担忧,她清醒的意识到没有真正的独立,婚姻终究只是一场色相与金钱的交易,寄托了张爱玲对女性群体、对女性婚姻的关怀。
2.自救与沦陷中抗争——白流苏
如果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重点关注的是葛薇龙一步步走向深渊的命运,那么《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则是张爱玲对女性婚姻的重新解读。白流苏本是一个聪明的女性,她费尽心机却得不到范柳原的真心,在辗转流离的爱情中自救又沦陷。
对白流苏来说“婚姻是一种比其他许多职业都更有利的职业”。白流苏被无情的家庭抛弃丧失生存的避风港,对她而言,现实的生存比浪漫的爱情更为重要。她想通过婚姻把范柳原捆绑住,并从他身上获得这种经济上的安全感。而范柳原看中只是白流苏的姿色,对她也是召之即来挥之则去,甚至玩弄手段享受白流苏对自己的爱慕带来的虚荣,毫无真心可言。若不是香港沦陷战火硝烟无情,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婚姻也幾乎不会成功。婚后的范柳原依然不是真心爱白流苏一人,婚姻并没有使他变成绅士、君子,他不再和白流苏打情骂俏,而把温柔的情话说给别的女人听。通过白流苏的境遇,张爱玲深刻揭露了维系于男人的婚姻观的荒谬,这种靠战乱和算计得来的婚姻,女人在其中永远得不到公平和自由。婚姻变成一场色相与金钱的交易,其中的男女各取所需。张爱玲塑造这样的人物,正是出于对婚姻的关怀,出于对女性的鞭策与警醒,呼唤女性独立自强,勇敢的站出来正视婚姻,敢于对不平等的婚姻做出抗争和挑战。
(二)歌颂独立女性,呼唤新女性
顾曼桢是张爱玲小说《半身缘》中的女主人公,温柔、善良、独立而又执着。家境贫寒让顾曼桢自小便养成的独立自主、自尊自强的性格。顾曼桢完成学业后有了自己的工作,跟姐姐顾曼璐一起分担着家庭经济负担,养活一家人。本着用劳动和双手改变现状的顾曼桢是自由独立的,并以此规划好自己的人生,而一切都在与命中注定的世家子弟沈世钧的相遇改变。相遇是注定,与沈世钧相爱更是命中注定。沈世钧深深爱上了单纯善良、积极向上的曼桢,两人冲破世俗观念相爱了,沈世钧家中突生变故回到南京,顾曼桢姐姐顾曼露生病发现不能生育,却因急切想要步入婚姻、笼络祝鸿才的心,与祝鸿才一起谋划借腹生子计陷顾曼桢。而后,顾曼桢怀了祝鸿才的孩子并被囚禁直至生子,在这期间,沈世钧因误会已为人夫。顾曼桢在被囚禁期间,一直把与沈世钧的重逢作为精神支柱,在得知他已结婚后,最后的精神支柱也完全垮掉,美丽的新女性就这样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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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曼桢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代表了张爱玲对女性独立的呼唤与追求。顾曼桢是真正的新女性代表,自尊、自立、自强、聪明、理性、执着。因而,顾曼桢是张爱玲小说中对女性意识表达最全面、最根本的人物形象,在她身上,深刻表现出张爱玲对独立知识女性的歌颂和对新女性的呼唤。
三、别具一格的写作方式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别具一格的女作家,无论是性格、处事作风还是文学创作,在当时都是一面旗帜。张爱玲的小说题材多是以青年男女情爱为主题,涉及婚姻、家庭等多个方面,借生活中的小事展现当时社会背景下人性的丑恶和社会背景下男性对女性的迫害。她从女性的视觉发出对女性意识的呼喊,歌颂独立、自信、自尊的新女性。
在小说创作方面用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对生活小事和通俗创作题材的特殊处理形成了特有的苍凉、读之令人悲悯的文风,也因此形成自身特立独行的女性文本。
张爱玲小说写作中有着自己的写作特色,张爱玲以女性形象为创作出发点表达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唤和追求,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神化的女性,而是普普通通的、生活中的小人物。这些女性或拜金丑陋或真诚善良或自私软弱或独立执着,但都是真真切切的、可感可触的人。读她的小说,仿佛我们就是其中一员,更能深切体会她笔下的人物心理。
张爱玲小说中的平凡小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构成了她的通俗化写作方式,用平凡的笔调写出真实的百态人生。尽管人物形象千姿百态,我们却能真实触碰到感受到,甚至是觉察体验到每个人物的悲剧命运。独特的叙述方式,多角度视角描写形成的张爱玲的行文风格,批判现实的直接露骨,使其小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抹上厚重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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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丽.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中的流变[D].苏州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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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瑶.伊迪丝·华顿与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比较[D].辽宁大学,2014.(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篇十五: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P> 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述及其美学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外貌描写特征是一个由具体、复杂到抽象、简单的渐变的过程,以下是搜集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述探究的,欢迎阅读参考。
《周易·系辞上》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1]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观念认为天尊地卑对应着人世间男、女的不同地位:男尊女卑。如果男为阳,女就为阴;男为主动,女就为被动;男为积极,女就为消极;男为主宰,女就为被主宰。男女相互对应的关系类似于阴阳二元对立,这种思维模式或现或隐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变化及其审美意蕴,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善于借助不同的女性形象塑造来实现政治化的诉求,即文学政治化的目的。
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外貌描写特征是一个由具体、复杂到抽象、简单,从追求形似到注重神似,从注重外貌到内在心灵、精神渐变的过程,其间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审美心理的嬗变及趣味的新追求。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及其蕴含的审美意蕴是全面、系统、整体把握中国文学发展及演变规律的需要。
早期的中国古代作家倾向于对女性外貌进行具体而复杂的描写,追求高、大、全似的多维、立体、动态的审美意蕴效果。美丽、高贵、迷人、气质优雅的女性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深处款款走来,风情万种、仪态万方、美艳惊人。如《诗经·卫风·硕人》中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2](P77)这是卫国人赞美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歌,诗人连用五个比喻来描写庄姜之美,她柔嫩的手指如出生的白茅幼苗一样,她的肌肤如脂肪一样洁白,她的脖子像白而长的天牛幼虫一样可爱,她的牙齿像白而整齐的葫芦籽,她的额头方正,眉毛弯细如蚕蛾的触角。更神奇地是她微微一笑,露出美妙的酒窝,她美目含情,顾盼神飞。
诗人不厌其烦地用各种具体事物描写庄姜之美,其实美人之美在于外形匀称、比例和谐而协调。
最有意思的是她的巧笑与顾盼,把一个静态的美人变成了动态的美人,她的风情神韵动人、风华绝代举世无双,她既是现实的美女,又是理想中的“维纳斯”,诗人在字里行间表达出对她由衷地喜爱和赞美之情。其深层审美意蕴体现出早期作家对善与美的推崇;再如《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3]她的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无瑕,她风度翩翩,如害羞的处子一样文静。这是神仙美女中的佼佼者,她亦是以人世间美女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在这里庄子推崇的是文学中的真,即女性纯真美好的人
性之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现实中存在的女性外貌描写与理想状态下的女性外貌描写,共同建构了女性文学外貌的特征的主要审美意蕴倾向。
再如《汉乐府·陌上桑》中的罗敷“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4](P365)美女罗敷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少女形象。在微风轻抚的早晨,欢快的小鸟在歌唱着新一天的开始时,她迎着火红的太阳,提着篮子,踏着香甜的露水,嗅着青草的气息,早早来到城南采摘桑叶。她的美体现在她的各种劳动器具上:青丝绳做篮子系,有着沁人心脾的桂树枝做成笼钩。她头上梳着偏向一旁成欲堕之势的时髦发型,下身的裙子是浅黄色的,紫红色的袄是其上衣。美人之美,不仅在于长得好看,更在于穿衣合体、打扮适度。作者从罗敷的劳动用具、发型款式、衣服颜色与搭配等几个方面,这些具体而细致地写出汉代作家对女性外貌的关注点及审美心理追求:崇尚社会美与自然美相结合。
再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着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做细步,精妙世无双。”[4](P378)美丽的女子刘兰芝因不能讨得婆婆欢心,无端被休弃,她在回娘家前,精心、细致地打扮一番,她光彩亮丽地嫁到焦仲卿家,今天依然要盛妆打扮、体面离开。作者从她脚下穿的鞋子、头上戴的饰品、如杨柳般柔软又结实的细腰、耳坠、手指、樱桃小口等几个方面刻画她的外貌特征,表现她的独特的气质与不凡的精神。红颜祸水,美貌女子更是祸水中的“毒药”,因此,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与社会,普通女性想要得到自由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就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不亦悲乎?刘兰芝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她用死亡抗争着社会、家庭对她的伤害,悲壮而感人。同时,她用人性的光明之烛照亮冷酷如铁的黑暗封建社会,为女性的自由、尊严、幸福而奋斗着的她虽死犹生。真、善、美是早期作家赋予女性外貌描写的美好品质,她们既来源于现实,同时,她们又超越了现实。中国古代文人爱美求真的审美追求影响着后世作家的创作,这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创作的素材、激情与灵感。
中国古代中后期的主要作家的创作追求从女性的外貌描写的繁琐、细致到注重内在思想、精神气质的表现,即从形似到神似,传达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人物描写不断变化、发展、创新的过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娘子:“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5]白娘子的外貌描写非常简单、粗略,她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身“白”,这既点明了她孝妇的身份,表明她为夫守节尽孝,恪守妇道,具有传统伦理道德所赋予的美德与善良,又暗示出她和许宣将会上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人妖之恋。简略的外貌描写是为了突出白娘子的性格特征及表现小说的主题的需要,这可能与当时社会解放的思潮,推崇男女自由爱情,张扬个性密切相关,其深层意蕴体现出文人审美心理的特点:注重生命价值的美感特质。再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
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6]林黛玉是形神兼备的女性形象,具有形而上的超现实性。《〈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中说:“林黛玉是贾宝玉,亦是曹雪芹心中理想的女神形象,曹雪芹用赋化手法塑造出内外兼美的林黛玉形象。”[7]从表层含义说,这位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佳人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不可多得女性形象,且看她的外貌描写:两弯如细柳叶一样好的眉毛,一双蕴含着无限深情的眼睛,脸颊上写满哀伤与忧愁。她身体瘦弱,娇弱不胜风力。一双眼睛经常流泪,走起路来,如颤巍巍风中摇摆的杨柳一样。她娴静时像一朵美丽的花儿,行动时鹤立鸡群,孤标傲世。她比圣人比干还聪明,比西施还要美丽。林黛玉的外貌描写中主要突出她性格的核心成分:流泪与重情。流泪是为报恩,报答三生石畔神英侍者对它的浇灌之情;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男性以事业为重,齐家、治国、平天下;女性要勤俭持家,抚养子女,孝敬公婆,因此,对于黛玉来说,爱情就是她生命全部的价值与意义,她为情而生,最终又为情而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既有传统女性之美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叛逆色彩和抗争精神。而她追求肉体与灵魂自由结合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封建社会和家庭所不容许的,男女自由爱情、婚姻要服从于传宗接代、继承香火的现实需求。从深层含义说,曹雪芹想借黛玉的形象表达他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的思索和对人性的探讨,表达形而上的哲理思考与追问:美是什么?美在哪里?为什么美的毁灭令人震撼呢?再如《聊斋志异》中《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8](P18)、《婴宁》“有女郎携婢,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8](P46)、《阿宝》“有女阿宝,绝色也。”[8](P74)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极其节俭的笔墨传达出不同女性外貌的丰情神韵,使得中国古代文学中对女性外貌描写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得以真正实现,这也是他对外表美丽,内在气质优雅女性的喜爱和赞美。他用大手笔写小女子,其间蕴含着他对女性生命价值与个性尊严的尊重与肯定。因此,女性外貌特征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作家关注女性的外貌、心理、思想、精神等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的方面,他们在女性身上发现了美与善。拙作《白娘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探析》一文说:“要想了解一个民族,要先了解这个民族的女性,因为是她们生养和哺育了这个民族。”[9]如果说男性展现的是阳刚之美,女性展现的则是阴柔之美。关注女性外貌外在美与内在美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尊重与对中华民族的负责。
二、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
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体的变异,“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10]文体的变化受内外因的制约,内因起着主导的、根本性的作用,外因是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这里可以借来分析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
首先,女性外貌描写特征的变化和女性地位的历史变化紧密相连。大体而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上世:男女平等,中世:贵男贱女,近世:要求男女平等。中西皆然。旧石器时代,男女关系民主平等而自由和谐,“原始人认为孩子是祖先亡灵化身的再现,女人的生育就像土地生产一样,由于崇拜生殖,女性受到崇拜。”[11](P605)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逐渐取代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里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西方“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家长是一夫多妻,对女人的管辖十分严格;东方民族中可以看到'叔接嫂制。”[11](P605)在西方的中世纪,女性绝对要从属于父亲或丈夫;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严格限制和束缚着女子之言行,她们在生活、现实、社会中由中心、重心不断转到了边缘、从属的位置。做人是不幸的,身为女子是不幸中的不幸,因此,其外貌描写也经常被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与忽视。
但是一些“另类”作家还是发现了真实状态下存在着的女性外貌之美,他们用手中的生花妙笔写尽女性的各种美:自然美与社会美;现实美与理想美;个性美与群体美。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追求,这使得关注女性外貌描写成为可能。李泽厚说:“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以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特征。”[12]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重视氏族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更重视实践理性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改造。因此,早期作家对于女性外貌描写追求的是具体、细致、全面,这与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求知、探索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求知欲、好奇心与冒险精神使得他们主动、积极的去关注周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当然也包括身边的各种不同女性。当他们用审美性的眼光观察女性时,他们惊奇地发现美的多种表现形式,不仅外界的花草树木是美的,而且女性也拥有自然化的社会美和人性美。于是,他们用文学的、艺术的形式表现女性的不同之美,当然,外貌美是最容易、最直接表现的。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留下女性美丽的倩影。
最后,女性外貌之美的存在的被遮蔽导致理想中的女性外貌描写多于现实,但是,这也使得女性外貌描写具有超越性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形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如此的,是男人和社会使她成了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女人从属于男人。[11](P603)“她是附庸的人,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或绝对,而她则是他者,他者是指那些没有、丧失了自我意识,处于他人或环境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被异化的人”[11](P603)这一段话指出女性处于被压抑、消极的地位主要是男性造成的,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有失偏颇与公允。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现实生活中,女性次要的、服从的地位的形成具有历史原因,更与中国古代文化审美心理相关,
这就决定了女性个体与群体只能长期处于匿名、无名的状态。因此,要发现她们的外貌美、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是困难重重的,这就注定多数可爱的女性只能默默地出生,无可奈何地死去。能够被作家关注到的女性只是少数幸运儿而已。客观而言女性美的存在是合理的、正常的,这需要若干年后的“文明历史”为“野蛮存在”而证明,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吗?
女性外貌特征审美意蕴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立体的,需要我们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待,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足够的关注,挖掘其外貌特征描写背后隐含着的深层民族文化精神与审美旨趣。那么其审美意蕴又有哪些呢?
三、女性外貌特征描写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
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体现出的审美意蕴是以阴柔之美为主,同时兼有阳刚之美,阴柔美与阳刚美的结合使其审美意蕴呈现出刚柔相济的美学风格。这彰显出人道主义作家对女性地位的尊重、对其个性的肯定及对其历史价值的重新认识与思考,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一个社会强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讲是弱势的、被动的、消极的,不同的社会同样需要给予其足够的关注。
女性外貌描写特征体现出的审美意蕴:阴柔之美和阴柔美与阳刚美相结合的美学风格。首先,阴柔美,阴柔之美主要指感情缠绵、含蓄、细致、细微、细小等。如《诗经·卫风·伯兮》中说:“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2](P93)这位美丽、贤惠的妻子深深地思念着他远行出征的丈夫,丈夫不在家,她无心梳妆打扮。因此,头发散乱像风中飞舞着的蓬草一样,心爱的人不在,我打扮给谁看呢?那棵能医治她不断思念的忘忧草在哪里呢?女性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是阴柔美的体现。其次,阴柔美与阳刚美的完美结合是符合中国人审美心理习惯的,也更能满足读者接受的需要。皑皎雪月卓文君、风流女冠鱼玄机,万里桥边女校书薛涛,女中丈夫李清照,红粉豪杰李师师,德才兼备的升庵夫人黄娥,烈魂忠唱河东君柳如是,鉴湖女侠秋瑾…个体女性与女性群体用生命的歌声唱出她们生命中的大欢乐、大痛苦与大悲哀,具有阳刚之美。如《唐才子传校注》卷六(156)中的薛涛(770?-832)“涛,字洪度,成都乐妓也。性辨慧,调翰墨。居浣花里,种菖蒲满门,傍即东北走长安道也。往来车马留连。”
元稹给她寄的诗句有“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胡曾有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薛涛制作的薛涛笺广受欢迎,薛涛有《锦江集》五卷传世。薛涛的诗歌大气、高远、雄浑。如《送卢员外》:“玉垒山前风雪夜,锦官城外别离魂。信陵公子如相问,长向夷门感旧恩。”她是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才女,在她身上既有女性的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含蓄细致与热情豪迈两种美学风格有机融合在一起。因此,她是一位有着丰富思想感情与精神世界的独特女性,她以自己的卓越才情为后人留下无数精彩的传奇故事,令人津津乐道不已。
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的审美意蕴带给我们的新思考有:首先,可以重新认识和思考男女之间的关系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类的存在物。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成了人的行为。
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这段话中,马克思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做出精辟的论述,男女之间自然的关系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性,也是最有效的抵制“异化”的方式之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男欢女爱使人类社会得以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及其审美意蕴从原始欲望出发,充满理想、激情与渴望,女性的身体是孕育新生命的地方,也是一个有生命价值与意义的人开始人生旅程的地方。其次,一般而言人类的世界是两性的世界,肉体与精神并重。就一个男性而言,没有女性的人生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这种残缺与不完整,表现在物质层面上是性与欲的匮乏;表现在精神层面上是情与爱的缺失。这种双重的缺失,会造成人生的残缺和畸形,对于男性或女性同样是如此的。
男女关系和谐,家庭才会幸福,社会才能稳定,文明才能延续与发展,文学才会健康与繁荣。女性的美不仅在于外貌,更在于内在的思想和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们以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潇洒的人格、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续写着中国文学新的辉煌篇章,她们及其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必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充满无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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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易.郭彧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356.
[2]诗经.王秀梅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庄子.孙通海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
[4]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明]冯梦龙.警世通言[M].严敦易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402.
[6][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
[7]冯英华.《红楼梦》赋化特征及其文化意蕴[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2):96.
[8][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冯英华,李淑兰.白娘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探析[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3(1):34-35.
[10][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309.
篇十六: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P> 张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及其价值张洁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女性意识、最富才情的女作家。她以自己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以女性作家特有的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尤其以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索而给新时期女性文学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张洁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身为女性这一实事驱使她一次又一次将笔触游进女性世界,抒写女性故事,探寻她们精神世界的建构。张洁几乎勾勒了当代女性独立、解放的完整的精神历程。张洁的文本实践作为她对女性命运的一种形象表述,主要是通过对传统女性神话的拆解以及男权中心历史所形成的文化偏见的颠覆,来张扬其女性意识。张洁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女性观”和“婚姻爱情观”两方面。张洁在《方舟》中提出:“女人是独立的”女性观,并提出“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是靠妇女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与传统的女性观和现实的女性观加以比较,张洁的女性观在当代不能不说是进步的,因而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张洁是一位理想的的爱情主义者。她满怀爱情理想,构想一种美好的两性情感关系,给新时期女性文学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张洁以独具一格的勇气,女性的率真敏感给刚刚苏醒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风——《爱,是不能忘记的》,可以算作新时期女性文坛中最早的探索婚姻爱情观的文学作品。随后张洁又发表了《方舟》、《祖母绿》等作品。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张洁苦苦追寻理想的爱情婚姻,追寻着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张洁为新时期女性文学树立起一面理想主义的大旗。总之,张洁的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充分体现了新的发展时期的时代特点。它
篇十七: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P> 《卖花女》中的人物形象和女性意识作者:邢方方,华燕来源:《名作欣赏·下旬刊》2017年第5期
摘要:《卖花女》这部风靡20世纪英国文坛的戏剧是大剧作家萧伯纳先生一生中所创作出的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作者以希腊神话中奥维德的“皮革马利翁”为原型,对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大胆革新和改编,从而创造出了不一样的主角形象和内涵。本文旨在通过对《卖花女》中的关键人物形象进行分析,解读伊莉莎命运蜕变与成长的全过程,探究其女性意识的觉醒,深挖其人物性格与命运之间的深邃关系,从而升华出剧本主题。
关键词:蜕变与成长性格与命运人物形象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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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皮革马利翁”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希腊神话故事,主人公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的国王,非常擅长雕刻,但对本国的所有女性都没有好感,于是决定永不结婚。他视雕刻为生命,每天都渴望在雕刻中度过。直到有一天,他爱上了自己亲手雕刻出的象牙女雕像。那是一尊无与伦比、惊艳四座的美少女塑像,是他使出了毕生绝学和精力才刻出来的得意之作。他付出了全部的时间、热忱和爱恋给这座雕像,像对待自己的妻子那样温柔地抚摸她、装扮她、悉心照顾她,为她起名加拉蒂亚。在整日整夜的相处之中,皮革马利翁竟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尊雕像。于是他便向爱神阿芙罗狄忒乞求,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爱神被他的真诚所打动,便示意他用手去触摸雕像。在神的旨意下,雕像立刻变成了一位活脱脱的美丽少妇。二人见面欢天喜地,并在爱神的见证下结为夫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二、小说梗概
《卖花女》正是以皮革马利翁的故事为原型,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经大剧作家萧伯纳先生之手而诞生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社会讽刺喜剧。该剧讲述了卖花女伊莉莎·杜利特尔,一个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乖巧,但出身寒微、家境贫寒的姑娘,每天到街头叫卖鲜花,赚钱补贴家用。一天,伊莉莎低俗的嗓音引起了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的注意,教授便夸口只要经过他的训练,卖花女也可成为贵夫人。伊莉莎觉得教授的话对她来说是一个机会,就主动上门请求训练她。教授的朋友皮克林和他打赌,如果让伊莉莎以贵夫人的身份出席六个月后举办的大使游园会而不被人揭穿,那么皮克林将愿意承担一切试验费用和伊莉莎的学费,这激起了教授的斗志,他欣然接受了挑战。作为一个精力旺盛、讲学考究的学者,希金斯当然不甘示弱,他从最基本的字母发音开始教起,由于他对每一件感兴趣的事都废寝忘食,但同时又像孩子一样,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情,所以他对伊莉莎的训练异常严格。一次,希金斯带伊莉莎去参加母亲的家宴,年轻的绅士弗雷迪被伊莉莎的美貌和谈吐自若的神情深深打动并一见倾心,然而他并没有认出眼前的女孩就是曾经在风雨中向他叫卖鲜花的街头女郎。经过长期的刻苦训练和勤奋努力,伊莉莎终于练出了所谓上流社会的标准伦敦腔,说得一口流利的上层人士才说得出的标准英语,就连整个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没有被别人认出从前的身份。但这种枝头麻雀变凤凰的改变并没有使她快乐起来,反而经过不断的挣扎,她最终还是遵循自己的内心离开了那里的生活。
三、现实与神话相决绝
希金斯教授一心教导伊莉莎学习如何练声、发音、走路以及基本的礼仪规范知识,并最终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如神话故事中皮革马利翁赋予雕像加拉蒂亚生命一样,给予了伊莉莎第
二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戏剧的结局并不是一个主题相同的唯美爱情故事。伊莉莎最终嫁给了一直追求她的弗雷迪,而没有接受有恩于自己且大名鼎鼎的语音学家希金斯。读者们可能会疑惑:为什么神话故事中的“创造者”(皮革马利翁)可以获得他想要的爱情,和自己相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现实生活中的“梦想打造师”(希金斯)却不能选择自己的所爱,最后还被自己创造出的得意“门生”(伊莉莎)所抛弃呢?其实,细细想来不难发现,这主要是与两大主人公的性格息息相关。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对卖花女伊莉莎的占有不在其肉体和色貌上,而是其精神上的自由。希金斯对伊莉莎精神财富的占有,采取的手段是资产阶级掠夺穷人的惯用伎俩——巧取豪夺和软硬兼施的两手。回首整部戏剧,女主人公伊莉莎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男主人公希金斯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碰撞始终贯穿全篇。其中,更多的是女主人公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她自由意识的选择,这是全剧情感的最终归宿,是人性本质的返璞归真,也是表达艺术的高度升华。
四、人物形象分析及女性意识的觉醒
伊莉莎不同于萧伯纳所创作出的其他女性形象,她给我们的感觉已经脱离了强悍女超人的特性,反而展示出了社会底层女子的清新、自然和韧性。伊莉莎本身就是一个对命运不轻意妥协的人,从一开始她就是一个坚强果敢、独立自强、自尊自爱且敢于追求平等权利的女性,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不俗。而希金斯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倾向则注定了他不能将女性平等地看待,更不用说是对待“如烂白菜叶一般”的街头卖花女郎了。现实中的伊莉莎也不可能像神话故事中的象牙女雕像那样无欲无求,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着所有常人一样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她渴望与人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渴望希金斯能够温柔地对待她。她对生活充满了期望,并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平庸的卖花女郎。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份受人尊重的职业,渴望能和希金斯一样,获得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而现实生活中的希金斯却是何等的冷漠和高傲,完全不可能像神话故事中的皮革马利翁那样,对他的雕像如此疼爱有加,也不可能把她摆到与自己完全相等的地位上来。在希金斯眼里,伊莉莎始终就是一件附属物,是他手底下一件极为普通的艺术品。但对于内心已经得到成长和蜕变的伊莉莎来说,她绝不允许自己再唯唯诺诺地回到希金斯的身边去维持一种既非学生也非佣人更非情人的不平等关系了,此时的她已经发现了自我,并尝试着要勇敢地去追寻自我,这是她女性意识的最终觉醒。神话与现实本就相差甚远,两人性格而又南辕北辙,再加上受阶级关系的影响,所以即便他们二人最初心有所属最终也将难成神仙眷属。
经过人生的起起落落,伊莉莎终于从各种伪善的社会角色中逃离了出来,挣脱了生命的樊篱,超越了现实的束缚,展示出了她骨子里的坚强和刚毅。在故事的结局,当她从容地面对希金斯时,我们就可以看出,她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到底是什么了。彼时的她再已不是当初那个孱孱弱弱的小女孩了,而是成长为了一名独立果敢有思想的女性。她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争取到了平等的社会身份,并勇敢地摆脱了希金斯的控制,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与心灵的转换。萧伯纳的《卖花女》虽然一直被冠以传奇喜剧的名头,却仍不失为一部杰出的讽刺戏剧。他用一个大逆转的故事架构,向读者们讲述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也使读者们在大笑中看到,所谓上流社会的文雅谈吐和翩翩风度,也只不过是他们附庸风雅和自命清高的摆设罢了,这既不能代表他们有知识有文化,也不能表明他们的灵魂干净或是纯粹。反倒是言行略显粗俗的街头卖花女,她的心灵更显纯净,更加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朴素的情感,更加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篇十八: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P> 历史追踪中的双重启示......试论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王仲生(西安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陕西西安..710061)摘要:早期丁玲作品高扬着的女性意识,使她有别于其他女性作家,随着丁玲的投身革命,阶级意识终于逐渐主导了丁玲作品,女性意识因此就在矛盾困惑中日见淡出。这个思想轨迹留给了我们双重的启示:救亡与启蒙的时代错位,作家的人生道路与创作倾向的选择的两难处境。关键词:女性意识;阶级斗争;历史追踪;双重启示....丁玲,一位坚强的现代女性,我国新文学的杰出作家。她的成就卓越而又坎坷曲折的一生,概括了..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女性的不幸与抗争。在我国现代文学女性作家中,能像丁玲那样,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孜孜不倦地探索我国妇女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屈指可数。为此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女性群体,构筑了丁玲的艺术天地。这当然不是审美对象的偏倚。闪耀在她作品中的强烈女性意识,赋予丁玲的审美空间以独特的魅力,这才是丁玲作品审美价值之真正所在。丁玲创作与女性意识
【摘要】: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其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在探索女性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她为读者奉献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是美的化身,她们在时代的悲剧命运里,不甘沉沦,在痛苦中高歌奋起,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女性意识。她用一双女性的眼,一颗女性的心,一支女性的笔,撑起了一面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文学大旗。【关键词】:女性命运女性形象女性意识丁玲,原名蒋冰之,生于湖南临澧一个没落的豪门望族。她是一个受"五四"思想感召,毅然离开封闭的乡土走进新思想发源的大城市寻找理想生活的叛逆女性。她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与热情,从1927年底发表处女作《梦柯》开始,她便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她以作家的正义与勇气,女性的细腻与真诚,深入地描写了一系列妇女的理想和命运,在深沉压抑的社会里迸出反抗的呼喊。对于封建社会的刻骨仇恨和不妥协,为妇女的解放而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一切构成了丁玲创作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丁玲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其中有农民形象,如张裕民、程仁、阿毛老爹等;有地主形象,如钱文贵等;有新时期人物形象,如苇弟、凌吉士、澹明等。但是在众多的文学形象中,最具震撼人心力量的则是大量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梦珂、莎菲、阿毛、贞贞、杜晚香、三小姐等,她们各有特点,在丁玲笔下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她们是美的,是傲的,
也是悲的,更是勇的。她们的美,她们的傲,她们的悲,她们的勇,合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战士,合成了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开遍大地的新女性,为中国现代文学增加了独特的美学价值。一、女性是美的尘世的化身女性,是美的尘世的化身。泰戈尔曾经说过,当上帝创造男人的时候,他只是一位教师,在他的提包里只有理论课本和讲义;在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艺术家,在他的皮包里装着画笔、水、调色盒,所以女人才会那么美丽,女人的生命才会那么缤纷。在作家曹雪芹的笔下,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因此,古今中外的许多文章大家,在作品中大都把女性作为美的化身来描写来赞美。这一点体现在丁玲的作品中,其描写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美。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以及其小说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是美的,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外表美。丁玲以女性特有的笔触细腻刻画了一批绝代佳人。如《梦珂》中描写梦珂“......一天一天地长大了起来,长得象一支兰花,颤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学会的便是那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阖下,就长声叹息起来,不过也许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血管里的缘故,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一样的狂放的笑和怎样去扇动那美丽的眼”(1)。这样,活脱脱一个美女就站在你面前,而且眨着美丽的双眼。《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虽没有对莎菲外貌的描写,但是我们从苇弟、凌吉士及周围的人对莎菲的态度上可以想象出,她是一个林黛玉式的病态美女,性情乖张而又让人怜爱。《阿毛姑娘》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国立艺术院的教授想请阿毛作模特给他们画,每月给五十几块钱,这足以证明阿毛虽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妇,但肯定具有较好的面容和身段。真是虽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心灵美。在丁玲小说中,除了闭花羞月之貌的美妙女子外,还有心灵圣洁的女性。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利用做慰安妇的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虽被日寇侮辱与损害,但仍敢于寻求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并敢于去寻找在一般人眼中已永远失去的幸福。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为了抗战的胜利,她献出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贞洁,她的心灵是高尚的、纯洁的,作者为这女子取名为贞贞,不就是在赞同吗?贞贞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心灵永远是美好的圣洁的,作者对她充满了赞赏和惊叹。人性美。从古至今,凡是符合道德规范的都是美的,是大家赞扬的。丁玲笔下的女性也不乏
具有人性之美的女性。《梦珂》中是这样描写梦珂之母的:“......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他的游荡,以及他后来的萎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龃龉......”(2)只廖寥数笔,就把一个让人非常怜爱的标准的旧式贤淑女子刻画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她的贤惠她的高贵她的忍耐,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在不顺心的环境下,仍能低眉顺眼,相安无事。由此可见,她是一个古典美女形象。又如《杜晚香》中的杜晚香小时候受到后母的厉声呵斥,甚至是耳光拳头,她都默默承受,并“享受着劳动的兴趣”(3)。后来遵从后母嫁人作了媳妇,再到参加共产党,飞向北大荒,参加建设,最后成为排头兵,符合当时人民的心愿。虽然全文不着一字写她的外貌,我们仍然觉得她很美,是那个时代妇女的楷模。总之,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美,但是各有各的特点,绝不雷同,个性鲜明。二、傲气的背面是女性对时代的叛逆读了丁玲的小说,其女性人物形象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她们骨子里有股潜在的傲气,其核心是不甘沉沦,对旧时代、旧制度的叛逆。这股傲气和叛逆精神在作品中俯拾即得。如《梦珂》中的主人公梦珂开始便露出一股傲气,她看不起那个矮胖胖的“红鼻子先生”,从第八教室把那个受辱的模特儿挟着挤出了人丛,因为她看不惯这里的众多同学,所以她十分厌恶学校的生活,最后离开了学校,到了姑母家里,不得不与表哥及周围的人相处,并且假装快乐。她不愿意过表哥表嫂他们的生活,卓然超群,最终又离开,成了电影明星林琅。她虽然没有找到更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又明显表露出不同常人的叛逆性,这不能不说是梦珂的傲气在起作用。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呢?苇弟十分爱她,但她却看不起苇弟,认为苇弟不了解她,并且百般捉弄他。对于她深爱的凌吉士,她又看不起他美丽外表下隐藏的卑劣的灵魂,最后痛苦地离开了他。苇弟、凌吉士应该是当时比较典型的人物,而莎菲或多或少多有点看不起,这恰恰证明莎菲有股“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傲气。再如《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姑娘出嫁后,虽然没有出格的言辞,但是后来她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小二,对于小二与婆婆的打骂,她“快乐的承受着”,厌倦了一般人的生活。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对于村人的不理解、讽刺、挖苦,不是针锋相对地去反抗,而是以一种卓然的傲气不予理睬。三、悲剧正是女性命运的深刻体现丁玲笔下的女性,是红尘中悲剧的源泉。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丁玲笔下的女性多是美的,把美的女性的挣扎与毁灭赤裸裸地展示给人们,她们越是美丽,越让人们感到悲哀。丁玲笔下的美的女性,其命运多是悲的。如梦珂生活的时代,女性意识
开始觉醒,为了维护一个模特的尊严,她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这还不是悲剧的高潮。后来被接到姑母家里,过着貌似安逸的生活,但是心理有些许失落,最后变成林琅,成为“空前绝后的初现银幕的女明星”(4),以供男人们“得到名人所以捧的欲望的满足或只想在这种欲望中得到一点浅薄的快感”(5)。一个有正义感,有强烈女性意识的漂亮女子最后没有了棱角,是被当时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女明星,真是红颜命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是多变而令人迷惑的女人,性情乖张,她面临两种不完满的爱情,苇弟爱着莎菲,但莎菲认为他不理解自己,因而嘲笑他,捉弄他,她追求一种完美的爱,但是她爱着的凌吉士却只有漂亮的外表,内心十分卑劣,最终十分艰难地摆脱了凌吉士。她“灵魂的觉醒与醒后的痛苦,战斗的无目标性和目的的不明确感,过去的失落与未来的渺茫”6)(,使她迷失在自己心灵的城堡中,渴望着爱,渴求自由,这不是她的过错,但最终却到西山去坐以待毙,以死亡完成这一番人世激情的行走,香消玉殒,让人痛惜。《阿毛姑娘》悲剧气氛更浓。作品一开始让人预感到阿毛的命运大概不会好,因为本是喜事的阿毛出嫁,却被作者描写的很凄凉,阿毛老爹“笑容里却显露出比平日更凄凉、更黯淡的脸”(7),这为阿毛的悲剧埋下伏笔,中间阿毛挨打,她不知这打是找不到偿还的,她恨不知恨谁。阿毛作为弱者,受到摧残,而且“找不到偿还”,阿毛哭也不哭,“好像很快乐地挨打”(8)。阿毛生病,老爹看望,相别还不到一年,他以为的活泼女儿“已变成他一眼已认识不清的一个无生气的瘦弱女人了”(9),最后阿毛“懒得活,觉得早死了好”(10),寻了短见,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残,利用作慰安妇的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这个伟大的女性,为了抗战,献出了一个女孩子最宝贵的,但是,回村后,因为失去贞洁,别人不理解他,看不起她,她没有申辩,没有忏悔,然而心中确有无尽的痛苦,当这痛苦化为一声轻浅的微笑时,我们好像感觉到她的心像熔炉,五脏六腑都被燃烧着,静水下面有激流,在貌似平静的轻浅的微笑后面,隐藏着剧烈的痛苦。正因为她们一个个都是美的,而命运对于她们都是残酷的,因此,她们的死让人感到深沉的悲哀。四、在痛苦中高歌奋起丁玲笔下的女性是美的、悲的,但是她们在痛苦中高歌:为了模糊而又确实存在的幸福,不惜遍体鳞伤,甚至死亡。莎菲、阿毛没有向命运低头,以爱的追寻作为她们最明显的抗争手段,在自己幸福的希望破灭时,选择了轻生之路,我们可以说她们是勇敢的,具有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勇气。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如果她们是比较勇敢的,那么杜晚香、贞贞就应该
是“勇士”了。杜晚香在后母嫌厌的眼光,厉声的叱声和突然降临的耳光拳头中长大,却像“一枝红杏”一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不管风残雨暴,黄沙遍野,她总是以她的鲜艳,唤醒这荒凉的山沟。她没有向命运低头,这是个柔弱的勇士,最后飞向北大荒,巾帼不让须眉,成为排头兵,她是成功的勇士,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妇女的善良、勤劳、勇敢。贞贞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她虽被日军侮辱与损害,仍敢于追求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有一次,她身体不好,正赶上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就晚上自己摸黑“来回走了三十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可是不行哪,又怕鬼子认出来”,“才又拖着起了身子”(11),寥寥数语,把一个伟大无私,而又勇敢的少女形象勾画出来。为了抗战,她做出了太多的牺牲,难道这不比男性更加伟大,更加勇敢吗?丁玲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美、傲、悲、勇”的鲜明特征,构成了丁玲女性小说的独特视角。文学即人学。我认为,丁玲文学表现特点的形成,究其原因,与她的自身经历密切相关。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刚刚四岁就死了父亲,从7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四处流浪。幸亏丁玲有个刚毅的母亲,她的刚毅的性格在潜移默化中给了女儿最大的熏陶。在丁玲的生命中,影响最大的是伟大的母亲,其性格的刚毅在某种程度上自然而然地反映到后来丁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身上。丁玲在1942年写成的那篇著名散文《“三八”节有感》中,概括她对自身作为女人的命运:“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丁玲自身的遭遇和她小说中的人物有些相似,丁玲一生的悲苦命运可以说是她笔下众多女性人物的一个综合写照。丁玲本身是女性味十足的女人,经过四次婚恋,她有过在生活中的苦闷与彷徨,幻灭与追求,挣扎与绝望。在丁玲身上,也存在着一股傲气。《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是丁玲的录音整理记录,其中谈到1923-1924年间在上海大学时的一些情况,有一段时间“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这寥寥三句话,真实记录了丁玲在上海大学时的姿态。这种女大学生的傲气,我们可以在梦珂、莎菲身上找到。另外,丁玲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傲气。丁玲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的女青年,这一点可以从施蛰存的《丁玲的“傲气”》中看出,当时施蛰存“因鼓动„非孝‟而暴得大名,来当了上海大学的„教授‟”,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丁玲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傲气,我们可以从阿毛、贞贞身上找到。我始终觉得,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写莎菲的心理,写的就是她自己的心理,甚至是
写的她认为的所有的“女性十足的女人的心理。”莎菲与苇弟、凌吉士的关系与经历象极了作者与胡也频、冯雪峰三人的关系与经历。丁玲曾在信中这样写过她与冯雪峰的感情:“我和他(胡也频)相爱得太容易,太自然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真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我爱你‟!你不难想象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高兴使我胆大了,我狠狠地望了他几次......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透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这两段文字多么相象。因此,莎菲的心理与丁玲的心理有某些相似之处。丁玲在《梦珂》中写梦珂与其表哥的感情经历,则是作者与其舅舅家的表哥关系的想象,有一定的影射成份。我们所以在梦珂和莎菲身上找到不成熟的作者少女时的形象,而在贞贞身上则看到了作者作为成熟女人的激情美。她在数十年的时代风浪中所经历的浮沉与漂泊,并不亚于《我在霞村的时候》里肉体上遭受了日本兵蹂躏折磨的贞贞,而其精神灵魂上的坚强不屈,对生命的渴求和向往,也是并无二致地契合。在那漫长的遭受非人待遇的时光,她何尝不像贞贞一样“不要任何人对她的可怜,也不可怜任何人”,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12)。在《杜晚香》中的主人公杜晚香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大公无私,用作家自己的话讲,“作家要经常勉励自己去掉私字”。女作家丁玲对革命火一样的热情,也在杜晚香身上体现出来。因此,丁玲笔下的众多女性人物形象,有时真实反映了当时丁玲的某些情况。王蒙先生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中写到“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比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更令人思量和唏嘘”。也许正因为丁玲“更复杂更痛苦,而更令人思量和唏嘘”,所以她才能写出与同时代人不同的女性作品来。她以前的女作家,无论是冰心,还是冯沅君,笔下的爱往往还只是有“情”而无“欲”。无“欲”的男女之情是不纯粹的爱,有了情与欲的爱或许才是完整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大胆、率直地写出女性深层心理的作家,也是女性对男权的“反抗者”。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在当时的“历史风云”的笼罩下,存在着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即使是在那些“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也透者男性的性别优越感,女性放置于边缘、陪衬的地位。丁玲是最早认识到女性命运,树立自觉性别眼光的作家。总而言之,丁玲以其独到的女性视角、女性心理、女性笔触,在其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在最深的层次里深切关注着女性的命运,思考着女性的前途,探
索着女性的出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用一双女性的眼,一颗女性的心,一支女性的笔,撑起了一面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文学大旗。
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www.chinaqking.com期刊门户-中国期刊网2009-8-20来源:《现代教育教学探索》2009年第4期供稿文/张彦涛(鹤壁市淇滨区文教体局河南鹤壁458030)[导读]投身革命洪流以及后期作品中所反映的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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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丁玲作为一位对生活有独到观察和深刻思考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样一条发展线索:由早期的描写莎菲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苦闷和追求,到中期的写走出恋爱的羁绊,投身革命洪流以及后期作品中所反映的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依然存在。【关键词】苦闷和追求;女性意识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丁玲一直对女性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形象的典型,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了女性解放这一布满荆棘的路上那些带血的足迹。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1]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女性意识再具体地说,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加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女性意识将“女”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作为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丁玲的创作中贯穿了对女性生存价值及其人生道路的探索。1.黑暗中不甘沉沦的求索1927年丁玲发表了处女作《梦珂》。作品写的是阅世未深的少女梦珂怀着美好的理想寻找自己的生活道路,但现实生活安排给她的是一个比一个更深的陷阱。红鼻子老师侮辱模特,而她所倾慕的温文尔雅的表哥背着她却干出下流龌龊的事……道路未找到,做人的尊严却受到损害。作者深刻地刻画了她道路追求碰壁的痛苦历程。一个向往自由,反对束缚,向往真实,反对虚伪的知识女性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寻找出路,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挣扎,最终还是进入一个不如意的地方。继《梦珂》之后,1928年丁玲发表了她的另一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这部作品中,莎菲不再是“五四”初期那些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半新半旧式”女性,而是一个完全置旧礼教,旧道德于不顾的叛逆女性,在小说中,莎菲同时与两个男子苇弟和凌吉士恋爱,这本身就显示了莎菲在这种爱情关系中占据着充分的主动。由被选择而成为选择者,这表明“五四”女性的以婚恋自由,男女平等为内核的妇女解放意识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莎菲
在战胜凌吉士后得到的是失落和迷惘。她叹道:“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们了解她体会她的心太恳切了,所以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2]由失望而自然陷入孤寂、自怜之中,“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我可怜你,莎菲!”这是莎菲女士留给世人的凄凉的绝叫,也标志着丁玲对爱情问题的思考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陷入了新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创作中。2.走出恋爱羁绊投身革命洪流的新女性1930年,丁玲发表了长篇小说《韦护》,作品描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之间革命与恋爱的冲突,韦护为革命决然离恋人而去,丽嘉也开始有所觉悟。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在创作意识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过去倾心于表现莎菲式的孤独、苦闷、哀叹、自怜,转变为表现丽嘉所代表的知识女性在新的境遇中的困惑、彷徨、思索与积极的追寻过程。在《一九三零春上海(之一)》中,女主人公美琳是为了追随革命者若泉而毅然抛弃了整日伏案写作、不关心革命、了无生气的丈夫子彬,这比起丽嘉的被动追随,多了几分自觉与主动,表示了作者对以往盘踞胸中的爱情至上主义更进一步的怀疑乃至放弃。在爱情与革命的对峙中,已明显绮重于革命一方。到了《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中,玛丽这位不合时宜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遭到更“不客气”的处理,她与虽然爱她但无疑更热忠于政治活动的革命青年望微的分道扬镳,标志着作者对只要爱情,不关心社会的女性意识的彻底抛弃。1931年,《田家冲》这篇短篇小说发表,我们发现其中年轻的女主人公三小姐已纯然是一位成熟而坚定的革命者,而与之具有对等质量的男性形象已被略去,整个故事已与爱情无关。这就是说爱情也已被省略,革命的内容已成为全部。而已往于爱情故事中用心设计男性主人公这种习惯做法也已改变,与女性主人公相对应的男性形象首次缺席,这种变化正暗示着一种新写作意向,即不再沿袭此前的女性通过男性革命者引领而投身革命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变化了的新的女性意识中,男性个人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以男性集体为主所担当的整个革命事业。30年代,丁玲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的心体会时代女性的心理。但她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忧郁的女子,而是融入社会,把个人的幸福和民族的强盛结合到了一起。3.对女性解放现状的疑虑与不甘如果说,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丁玲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到40年代初,丁玲到达延安一段时间后所创作的作品,则标志着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进入了一个日益成熟的时期。她以往略带盲目的革命热情降温,社会理性更趋深入,怀疑意识上升,对妇女解放的现状及未来产生了一定的疑虑,并由此激发出强烈的抗拒心理。特别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男人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3]当时的延安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那些当初响应号召投身革命的“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们再度回到家庭中做饭带孩子,日渐变得婆婆妈妈,“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并且被指责为“落伍”,有的还遭到男人的遗弃。丁玲正是敏锐地看到了在新的体制之下女性一如既往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命运,看到了革命对女性解放所做出的允诺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于是她又一次表现出了“莎菲式”的叛逆勇气,不再幻想,不再对男性充满依赖,而将女性自身的自立与自强意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作者毕生关于妇女问题思考的制高点。发表于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深入农村生活后创作的一部反
映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较优秀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可以看做是作者正式放弃女权立场的标志性作品。作为现代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这种放弃也就是带有一点女性集体“最后一课”的性质。在作品中,尽管还能从黑妮等女性形象身上依稀辨出丁玲昔日的一点女性意识迹象,但是,从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此时已不再留恋昨日的一切,那些昔日余影只是写作的某种惯性所致,而绝非自觉所为。我们更多感觉到的倒是作者竭力向当时主导性意识形态靠拢的努力,为此不惜放弃自己作为女人的最基本的感觉。4.小结丁玲的作品正是通过一系列具有独特精神个性的女性形象的塑造,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五四”以后的新女性在时代的启发下,自我意识重新觉悟的曲折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这样关心妇女的命运,这样强调妇女的自身解放,这样深刻地指出妇女问题的关键;也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为了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为了妇女的彻底解放手那么多的磨难。丁玲小说的女性意识
【中文摘要】丁玲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引起世人的注意。她心理和思想上的成长轨迹,更揭露出在封建意识笼罩下女性解放的艰难。丁玲的创作早期是她女性意识表达得最为强烈和自由的时期。丁玲把几千年来沉积于女性心中对男人的仰视变为俯视的心态历程,做了深层次的透视,从而树起了女性主义的旗帜。写了女性就是在她崇拜的男人面前,她们也会冲出爱的迷雾,以女性要自强的思想走自立之路。丁玲以女性的主体意识来写她笔下的女性常常闪耀出女性主义的火花的美。【关键词】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女性主体意识具体地说,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女性主体意识将“人”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丁玲是一个把自我意识张扬到了极致的人,她自身的悲苦命运可以说是她笔下众多女性的一个综合写照,她有过她们在生活涡流里的苦闷与迷茫、幻灭与追求、挣扎与绝望以及自我与坚强。
一女性的觉醒与矛盾丁玲以强烈的女性意识,表现中国女性在封建男权文化压迫下的全部痛苦记忆和解放希冀。丁玲把几千年来沉积于女性心中对男人的仰视变为俯视的心态历程,做了深层次的透视,渴望把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能转到女性世界中来,树起
女性主义的旗帜,在强烈的个性意识、女性意识烛照下。对男权中心文化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彰显出超越同时代许多作家的抒写力度与深度。承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思潮的余绪,丁玲初登文坛便以其特有的惊世骇俗的思想,孤独而倔强的反抗姿态震惊于世。她从女性视角切入现实,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男性与女性、女性物质与精神的多重文化冲突中,表达女性个体生命与精神世界的痛苦、压抑与挣扎,探究女性解放的精神出路。王蒙先生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中写到“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比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更令人思量和唏嘘”。也许正因为丁玲“更复杂更痛苦,而更令人思量和唏嘘”,所以她才能写出与同时代人不同的女性作品来。她以前的女作家,无论是冰心,还是冯沅君,笔下的爱往往还只是有“情”而无“欲”。无“欲”的男女之情是不纯粹的爱,有了情与欲的爱或许才是完整的。丁玲这种对女性的独特感情,促使她对女性的命运特别关注。于是丁玲笔下的“莎菲型”女性,不论是多愁善感的莎菲,还是沉入苦海的贞贞,或是在暴风中仍寻求甜美爱的黑妮,以及在风风雨雨中生活过来的丁玲自己,她们都是渴望自己能在得到社会与人的理解中,来寻求女性的生命真谛。正由于这样,茅盾称莎菲不仅是那个“时代苦闷的创伤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而且还是“旧礼教的叛逆者”,“是‘五四’以后解放青年女子性爱上矛盾心理的代表者”。二女性主义爱情理想的陨落丁玲以女性的主体意识来写她笔下的女性常常闪耀出女性主义的火花的美,其原因用丁玲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并指出女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丁玲这种对女性的独特感情,促使她对女性的命运特别关注。于是丁玲笔下的“莎菲型”女性,不论是多愁善感的莎菲,还是沉入苦海的贞贞,或是在暴风中仍寻求甜美爱的黑妮,以及在风风雨雨中生活过来的丁玲自己,她们都是渴望自己能在得到社会与人的理解中,来寻求女性的生命真谛。丁玲的女性小说大多采用内聚焦叙述,通过日记体、书信体对确定聚焦对象进行集中描写,直率、大胆地袒露女性自我深刻而细腻的生命体验和人格独立的渴求,这使她的小说带有浓重的主观情感色彩和自叙传特点。《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女性对人生的追求与精神上的苦闷徬徨。通篇采用莎菲的心灵独白,没有任何掩饰,在赤裸炽热的情感宣泄中,莎菲的疯狂、孤傲、不柔顺、不通情理,对爱的炽热追求与渴望,以及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性苦闷全部得到艺术化表达,是真正的女性自我言说。我始终觉得,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曰记》她认为的所有的“女性十足的女人的心理。”莎菲与苇弟、凌吉士的关系与经历象极了作者与胡也频、冯雪峰三人的关系与经历。丁玲曾在信中这样写过她与冯雪峰的感情:“我和他(胡也频)相爱得太容易,太自然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真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我爱你’!你不难想象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莎在菲女士的曰记》中有这么一段“高兴使我胆大了,我狠狠地望了他几次......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透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即使是在
两性关系上,她们也彻底摆脱了传统女性对男性的精神依附,不再甘于成为男性的附庸或者男性欲望的工具,而是站在与男性平等,甚至更高的精神层面,大胆地打量、坚决主动地选择自己的性爱对象,追求一种灵肉相谐的爱情理想。三文字背后的思索从自觉的女性意识出发,她始终或隐或显地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对女性主体进行深层观照,在女性与外部世界多重复杂关系的独特发现与描写中,刻划了一批执着大胆、崇尚自由的个性解放女性形象,表达其对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的深层思考,赋予文本强烈的探索性和先锋性特征。《莎菲女士的曰记》中莎菲是一个背负着时代苦闷与心灵创伤的的叛逆女性,他追求一种完美的爱,幻想着热烈而刺激的生活,但她又患病又贫穷,生活得灰暗惨淡。但是她们在痛苦中高歌:为了模糊而又确实存在的幸福,不惜遍体鳞伤,甚至死亡。阿毛没有向命运低头,以爱的追寻作为她们最明显的抗争手段,在自己幸福的希望破灭时,选择了轻生之路,莎菲的形象是“五四”以后那些冲出家庭,大胆追求爱情却又找不到正确道路的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杜晚香在后母嫌厌的眼光,厉声的叱声和突然降临的耳光拳头中长大,却像“一枝红杏”。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是在与生存环境的抗争之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斗志。她们独立、自我、倔强、执着,不受环境左右,勇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女性自我和自我精神上都达到超出于“五四”新女性的现代精神高度。阿毛不满于现实中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以及无爱的婚姻,向往现代文明的新生活,几度挣扎与幻灭后,以毁灭自己来表达内心的不屈服。贞贞不幸遭受非人的凌辱后没有痛不欲生,而是顽强地抗争,以坚韧的意志力面对周围的不理解和流言蜚语,甚至拒绝了带有施舍意味的婚姻。丁玲的女性小说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力。她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不懈探求女性的复杂心理世界与精神走向,对女性的存在进行了文学乃至哲学的反思,体现出一种对男权中心文化与传统女性形象史无前例的解构与颠覆,将女性写作最终从男性话语中独立出来。其超前、现代的女性意识和文化品格对同时代和后世的女性文学创作,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思想或艺术影响。
篇十九: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P> 从网络文学解读女性意识摘要:网络文学作为近年来繁盛发展的一种新型文学形式,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女性意识,从其中的题材、人物形象刻画和情节设置都可解读出我国当代女性独特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女性意识;网络文学
2015年的中国,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形态都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在历史上独一无二,几种因素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特别是在经济上,互联网经济作为新型经济模式近年来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效益。而网络文学作为现代文化与互联网经济的交互点不仅能够反映当代的经济特征,也反映了当代的思想意识。
所谓网络文学,指新近产生的,以互联网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的,借助超文本连接和多媒体演绎等手段来表现的文学作品、类文学文本及含有一部分文学成分的网络艺术品。其中,以网络原创作品,特别是网络小说为主。
网络文学实际上具备成熟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以经济资本追逐为根本,将读者作为消费者,创作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作品,所以其读者群体的思想代表了读者的某种意识追求,足够深切的反映他们的某种思想或意识。在网络文学中,女性既可以扮演作品创作者角色,即女性作者,亦能扮演读者群体的角色,即女性读者,可以说其中蕴含了大量且丰富的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实际上,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与自身性别有关的情感上、心理上的活动。
网络文学中,与男性作者不同,女性作者创作的作品大多与爱情生活题材有关。热爱创作和阅读爱情小说,源自女性的心理和感情诉求。女性本身就比较重视
爱情和家庭,对爱情抱有比较多的憧憬和幻想。作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者,都市白领女性和女大学生在快节奏工作生活压力下,内心深处对安逸舒适的生活和美好的两性关系充满幻想和期待,运用文学作为手段,把自己设想成网络爱情小说中的女主角,去经历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不论自己笔下的人物处在何种历史和社会环境下,这些人物后面都隐藏着作者的身影。在网络文学女性作者笔下“浓墨重彩”后面,隐藏的是作者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和期待,她们中的很多人就像终生创作爱情小说的琼瑶一样,全部作品都离不开爱情这个轴心,她们笔下的主人公,无论多么坚强自立、风华绝代,无论肩负何种重要的使命,也都在不断寻找到自己的爱人,最终只有收获真爱,人生才能算是圆满。
在以网络小说为主体的网络文学中,网络文学女性作者往往着力塑造人物形象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体现了女性作者的某种叙事心理和话语权威,并且在这种叙事模式和人物之下体现了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和价值观念的回归。网络文学中对女性意识的表现上,女性形象的主体化和强势成为最大的特点。
以穿越题材的网络小说为例,该类型的小说一向以女性作为叙事角度,女主角一般会拒绝坐吃等死,或从商、从军、从政,且性格坚韧,适应性极强,善于随遇而安,但另一方面又保持强烈的主体意识,崇尚自主、自由的品质,拥有现代社会女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特质。甚至,网络文学也出现了被命名为“女尊文”的文学类型。所谓“女尊”,是以还原、架空或构建了一个女性为尊,以女性话语为主体的文化时空和社会时代,并基于古今代多种视角,以这种现实时空两性关系的易位书写,体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它是一种基于女性视野,解读世界、剖析女性心理行为特征的女性意识。
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文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被后人奉为“女权运动”的“圣经”的《第二性》中谈到,“女性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机会越少,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网络文学女性作者的类似的对女性人物形象刻画和情节设置表明了女性对自身主体地位的渴求,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与地位,在社会各个领域展示才能,而不是只囿于婚
姻家庭的圈子。在网络文学中,受现代教育、具有现代女性思想的知识女性穿越回男尊女卑时代的生存模式,必然不会甘于回归高门深院、牢笼般单调乏味的家庭甚至是父母之命的婚姻,她们着眼的是更广阔的社会、国家层面,体现的是“家天下”的现代女性价值观,表现为女性形象的强势登场。
网络文学对女性意识的反映的另一个特点是男性角色沦为被救赎的对象。
在众多的穿越小说中,男性主角或者较重要的男性配角往往被设定为有权有势、独霸一方的枭雄级人物,身形高大,容貌俊美,性格坚毅,无所不能。但是高处不胜寒,这些看似完美的角色几乎都不约而同的生活在危机四伏、明枪暗箭防不胜防的环境中,拥有极度悲惨的童年后形成了较严重的心理缺陷和人格障碍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这极大地激发了女主角和广大女性读者的征服欲甚至救赎欲。男性在这里,特别是精神层面成为了需要女性同情和救赎的弱者,成为了女性议论、研究的“被看者”,主体性和中心地位受到了消解,男性的命运似乎是交到了女性的手中,女性成为穿越世界中真正的实权派。
对于网络文学女性作者来说,网络文学创作一方面是她们对抗现实世界中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一个途径,另一方面是自我激励、自我期许的一种心理需求。基于这样的心理因素,网络女性作者的作品会出现两个比较明显的倾向出于自我激励和自我满足,创作符合自己期待的完美女性形象和完美的两性关系或者出于发泄痛苦和压力,用女尊男卑等形式恶搞两性关系,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这
两种心态下创作出的作品虽然有明显的差别,但是都与男性的作品迥然不同,彰显出女性的性别意识。
当然,网络文学中的女性意识除了带有自主、自强、自由等鲜明的现代色彩外,还有某些传统女性观念的无意识保留。在现代生活中,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很多女性也觉得当个坚强自立的新时代女性很辛苦,她们依然期待有个坚强的男性作为靠山,可以在“不朽的爱情”的旗帜下,依靠男性有力的荫蔽和温暖的呵护,过上养尊处优的闲暇生活,这种传统女性观念思想也表现在了网络小说的创作中。例如前
文所说的古代穿越文中,男性主角被塑造成有权有势、具有高社会地位的完美伴侣形象,一旦男女主相爱、共同排除万难取得圆满结局后,女性主角开始满足于当前并依赖于男性主角,这说明女性本身就没有摆脱传统两性关系中卑微的心理定位,依然把自己置于男性的仰望者和附属者的地位。
邱奕颖
1307000149
历史系13史本1班
篇二十: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P> 浅谈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姓名:岳娟班级:2013级中文系3班
学号:2013504052指导老师:杨高平
摘要:王安忆作为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其本身所具备的女性身份带给她的先天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同男性所持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有着迥然不同的方式,同传统的女性女权作家的性别叙事也有着泾渭分明的不同。王安忆的女性意识介于传统与现代的女性意识之间,在某些意义上,有其独特性。关键字:王安忆女性形象女性意识
一、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
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女性文学”这一概念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女性意识迅速发展趋向成熟。女作家们开始充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充分发挥女性感知方式的优势.她们从各个角度表现女性被压抑的状态,真实地呈现女人由对男性的崇拜、依附转向愤怒、不满的历程,并怀疑女性的克已、温顺、自我牺牲及奉献精神究竟有何意义,她们对女性自身,则以从未有过的冷静与深刻加以剖析、反省.
女性意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女性意识主要包括女性主体意识、地位意识、价值意识与解放意识。从女性意识的培养与形成角度,主体意识的形成为最终结果,即首先是女性对社会中性别不公现象的不满,进而引发对女性价值的重新评价及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质疑和自我解放,从而最终导致女性主体意识的树立和向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转变。依照意识是流动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基本认识,女性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终极的、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也将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二.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一)平凡甚至卑微的、以家庭为重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将她笔下的一部分女性从原来自在欢乐、衣食无愁的生活,推向了无奈的生活现实,使她们经历了为生存而不得不拼搏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转变,她们不但能够坦然的面对,而且决然的肩负起家庭重担,此时在她们心里这个家庭和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人对她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她将自己视为他们的保护伞,从内心感到幸福与骄傲,如小说《富萍》里的富萍、《流逝》里欧阳端丽等,安忆笔下的这些女人,又是以家庭为中心、以丈夫为生命的平凡女性。她们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将自己定位于好妻子、好女人。但是在现实中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会存在着风浪,同样王安忆也将这样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二)平凡但坚韧、富有顽强生命力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所塑造的女性是平凡、朴实的,但是她们却不是平庸、无华的,她们各有特色、富有女性内涵,读者在读时可能会感觉平淡无奇,但是细细品味却会发人深省,就如同她所说的流泪并不一定是一个人软弱的变现那样具有深意.王安忆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能够在明确目标的平凡生活中,完美的利用自身细微且敏锐的直觉,依靠理性的思维、本我的意识,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中,哪怕是前路坎坷、布满荆棘,就算是在碰壁后,她们依然会另辟途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她们用自身把生活韧性与顽强的生命力演绎的淋漓精致,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流逝》里的欧阳端丽、《妙妙》里的妙妙.王安忆小说中这一系列的小女性人物,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演绎了不平凡的人生故事,尽管她们过于平淡,甚者有些琐碎,但是她们有本我的生命意识、有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有最实在的人生经历.(三)面对传统的道德伦理敢于超越的女性形象
对于不顾一切的追求物质和身体欲望的女性,很多人都会站在伦理和道德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批判与评论,而王安忆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的她却对这类女性的特质加以突出.这类女性冲出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她们前卫的、超越常人的对家庭及婚姻的思想观念,使她们生存于传统的道德底线外.她们对待爱情及生活,没有过多的考虑过社会意义,只是单纯的为得到性爱满足、或是将其视为交易以此为途径而获得更高、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只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作品中,王安忆用同情、宽恕、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态度来描述这些女性,并通过其作品暗示,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男女地位带给处于性别弱势的女性的伤害.必须强调的是,王安忆作品的内涵不仅在于提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人类命运的挖掘,她以其特有的女性经验为视角,深入人性,针对人类本性和现代问题提出发人深省的质疑。三.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回归(一)童年的体验
王安忆的女性意识源头最早来自于童年体验.作家的无意识心理,一方面是民族历史、社会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沉淀;另一方面又是个人历史经验,特别是早期经验的积淀1.王安忆的童年经历对其女性审美偏好也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纪实与虚构》中也有过类似的内容:“那时候,母亲正忙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天一早出门晚上十点钟才可到家.那时我父母每天上班,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家里成了我的天下.”散文《思路》里也提到:“小时候,我很寂寞。爸爸在南京尚未调回上海,姐姐上学,阿姨在厨房烧饭,妈妈呢,则在小房间里,把门关得很严,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觉得这样无视我的存在,完全是不应该的。我撅着嘴,心里是一样的恼火,思路算什么?难道比我的寂寞还重要?”由于母亲忙于工作,致使童年时代的作者无法感受到母爱。对母爱的渴望使得作者在潜意识里更倾向于那种古典家庭贤妻良母型的女性.
王安忆和李昂在关于妇女问题和妇女文学的对话中强调:“我现在特别想回到一种自然状态,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在家里操持。”2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王安忆的女性意识里有一种很传统的、古典的东西。她乐于在家庭生活里确认一种以男性作为家庭依靠的生活方式,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安心地把小家庭操持得井井有条。(二)职责的回归
现实的生活是严酷的,女性要在上海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拼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就必须如男人般顽强地求生存,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一块柔弱的角落,等待着爱人的抚慰.在女性的现实境遇与作者女性理想的巨大反差之下,王安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女性思想,《流水三十章》中张达玲这一形象是作者刻意设计的英雄形象,但是她最终背离了她的道路,汇入了普通的大众的人
1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760.2王安忆.上海女性[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1.
流。“我不忍让她在30年之后再继续承受英雄的命运."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可以发现那些孤傲的女英雄们的结局大都是不幸的,那些优秀坚强的上海丽人们的婚姻前景是可堪忧虑的,那么反过来看,作者心里能得到幸福婚姻生活的女性类型是怎么样的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她冷静地旁观着女性的立场,理性地分析着男女两性间微妙的支配关系。
在作者的心里,并不是希望女性沦落为男性的附庸品,而是提醒所有的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面前,再自立的女性都要回到既定的性别格局上来。女性越独立自主,给男性的压力和责任就越大,在确定婚姻家庭关系之前,怎样的性别换位都行,一旦这种婚姻家庭关系确定,要想维系这种传统的关系,女性应该确立一种依附意识3。王安忆在散文《坚不可摧》中有一段议论:“女性依然是男性不可推卸的责任重负,越是独立自主的女性,这责任越沉重。无论是如何自由地在男女关系中互换位置,到了婚姻面前就各回各位,无法含糊通融.婚姻的方式坚不可摧.再是屈从的男性或是独断的女性,都无法否决婚姻关系中的既定性别制度。在强大起来的女性跟前,男性似乎理所当然地担任起软弱的角色,他们甘当昔日的女性角色,由着女性专权,这只有在婚姻外的男女关系里才可以实现。”《流水三十章》里的张达玲最终背离英雄的道路也正说明了这点。当然,作家所持有的女性依附意识与传统女性的依附意识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基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成熟而呈现出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是女性的主动选择,选择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依附,而是相对而言的,是人性的自然呈现;后者则是在女性主体意识沉没于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度统治的前提下,被迫地进行的选择,因此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依附,注定了她们的不幸。(三)曲折的表达
在王安忆“三恋”系列发表后,也有许多评论家认为作者在“三恋"中持女权主义立场,吴亮就说过:“女人中心立场在这三部小说里愈演愈盛。”在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形象里,确实也能看到些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子.从那些有着西方女权主义影子的上海女性们的不幸结局里,我们发现作者的重心不是在宣扬女权主义,而在冷静地阐发上文提到的女性依附意识4。因此,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很真实地再现了现实中的上海和上海女性,作者一方面尊重作品的现实性,但在另一方面也并未放弃自己的女性意识,而是在一个个坚强自主的上海女性的不幸故事中巧妙地传达了出来,其间的曲折是可想而知的。王安忆曾说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作者从小在上海长大,在对上海女性耳闻目睹的同时,也有了清晰而透彻的认识。因此,她笔下的上海女性不仅拥有真实的历史感,也具有作者的主观印记。作者在构筑上海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都市丽人们在新时期下的生存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她独有的女性思想。四.结语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实践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以完全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视角去观察人自身和世界,体认女性经验,表达女性意识,并对女性个体的生命经验作了艺术提升,抵达一种集体经验;同时,她的小说创作也努力摆脱将女性作为对象和编码的男性中心叙事传统,进一步书写女性自身的文化想象,颠覆了男性表达其意志和理想的编码与组合,开辟了另外一个不同于男性价值陈规的话语空间,通过质疑传统的性别秩序,重构新的女性角色,赋予日常生活以本质意义,
3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4[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肯定了女性的主体地位,突显了女性的主体价值.可以说,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具有某种程度的女性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1]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J].读书,1996(06).[2]徐德明.历史与个人的众生话语[J]。文学评论,2001(01)。[3]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J].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23。[5]刘钊.妇女研究论丛[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