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党史笔记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国外中共党史资料·９２９９５５+,:;<=><%?@7ABC１D１E〔日〕石川祯浩著
李晓倩编译 ２０１３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套５０册的大型文献资料集，收录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即新中国前１７年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决５００件。２０多年前公开出版定、指示等文件约４①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则汇集了从中共成研究室唯一留下来的通知，因而无法知晓该研究室是怎样的实体机构，存在了多长时间，也无法知晓它对资料的收集达到了何种程度。但当时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张国焘等中共干部，９２９年末至１９３０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好于１（正式名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和国⑤际列宁学校讲述中共党史。那时，像瞿秋白就立到１９４９年的文件。因此，从系统上而言，２０１３年出版的这套资料集可以看作其续集。今后是否会进一步出版“十年内乱”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献集尚不明了，但自成立起已０年、执政也已经历６０年以上的中共，超过９今后或许也将会继续编纂、发行正式历史文件。包括资现在提起新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料收集和编纂）时，通常都会考察一下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研究机构重建后的动向②。中国目前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其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８０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９８０年。同样，前述《中共中究室也是成立于１央文件选集（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共１８册）也被评价为：“这样大量地系统地公开出版党的历史文③献，在我们党来说还是第一次。”但这类党史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
本文选译自石川祯浩：《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杂志《党史资料》为线进程———以２索》（「中国共产党による党史资料编纂の??み———一九五年代の???『党史资料』を手がかりに」），日本《东洋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７３卷第１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２１—１９４９）》①
公开出版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全１８册，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是以此前编纂的内部发行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４册，１９８２—１９８７年）为基础进行补订、扩社，全１充的。另外，２０１１年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全２６册。据称，其收录／１０是首次公开的）则是在公开出的文件中有大约１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②
周一平的《２００１年）中，第３章“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曲折道路（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７８．１２）”介绍了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个别著作，但并未提及党史研究的组织、机构和期刊状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本）评介》，③
步心亭：《〈《党的文献》１９９０年第１期。俄〕Ｋ．Ｂ．舍维廖夫提供：《俄罗斯所藏瞿秋白未刊④
〔启事》，《百年潮》２００３年第４期。该启事指出：“请愿意写回忆录的同志，在一个月之内（到一九三年一月卅日为止），到中国党史研究室报名”。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瞿秋白文集⑤
参见瞿秋白：《（政治理论编）》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７４—９２４页；〔俄〕Ｋ．Ｂ．舍维廖夫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相关资料收集机构和事业在此前并非完全没有。一、中共成立初期的党史资料收集与编纂
中共回顾自身历史，并有意识、有组织地收集党史相关资料，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９年在莫斯科设立的“中国党史研究室”。中国党史研究室的主任为瞿秋白，他呼吁募集“参加党和革命斗争的回忆录”，“参加重要会议时的回忆录”。④是该他的《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１２０·中共党史研究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使用过共产国际总部关于中共的档案①。可以推测，他们或许在准备这些中共党史讲义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有组织地收集党史资料的必要性。话虽如此，当时中国国内能看到《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的同志并不多，因此回忆录征集的范围自然也就主要限定于留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１９２９年末，当时在莫斯科的何叔衡向同在莫斯科的董必武询问中共一大的情况，董必武复信作出了回答②。这样的往来或许与瞿秋白呼吁征集回忆录有一定的关联。瞿秋白呼吁收集回忆录用于党史研究，他１９３０年回国后也注意系统地保管和整理党的文件记录、档案。中共最早规定有组织地管理文件１９３１年４月制定）也记录的《文件处置办法》（是由瞿秋白起草的。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中论述了切实保管党的文件的目的，即“备交将③。在中共活动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编者集这些文件。《中国问题指南》第２册“的话”指出：他们试图搜集中共一大和五大的文件，但未能成功。这也反映出上述的情况。没有线索能说明《中国问题指南》是在怎样的体制和组织下编纂的，但《中国问题指南》第２册所收录的中共文件几乎全部都在张闻天执笔⑦（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１９３８年刊行）中出现。当时，张闻天是与毛泽东并列的党的领导人。由此看来，张闻天应该在编纂中起了中心作⑧编者对《用。中国问题指南》收录的这些历①根据笔者对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ＲＧＡＳＰＩ）２００３年９月），瞿秋白的《中所藏相关资料的调查（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引用的大部分资料，都能在该档案馆所藏的全宗５１４（“中共”类）中找到对应的文件。具体事例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０１５年。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３—３５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１９２３—１９４９）》，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０页。关于以中央文库为代表的中共文书管理保存体制的沿革的详细情况，参见费云东、潘合定编：《中共文９８７年。书档案工作简史》，档案出版社，１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苏联编纂、刊行了若干中共党史相关的资料集（中文、俄文等），但目前中国的党史研究几乎都忽略了这些在中国以外编纂的资料集。两册都未附有明确写有出版时间的图书信息，但第１册序言有“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５日”的日期，第２册“编者的话”指出该书是在中共创立１６周年时发行的，另外由解放社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杂志《解放》第１卷第１６期（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３日发行）首次刊载这９３７年两册书的广告。由此可以推断，这两册书是１７、８月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当时刊行时写的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但实际上负责著述、编纂的是张闻天。参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重印版）》９８７年）所收的莫文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时期执笔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相当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初稿，也引用了后来《中国问题指南》第２册所收录的资料。９３７年６月２０日写了回顾此前党的路线另外，张于１的《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在《解放》第１卷第８期（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８日），并于翌年写了《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解放》第４３、４４期，１９３８年７月），由此可见他是当时党史的最高权威。②陷于困境的当时，中共党员们依然坚信将来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而为了将来书写历史，要把资料保存下来。依据该《文件处置办法》，中即“中共的文件此后由上海的地下专门机构（央文库”）收集和保存。中央文库的文件经过曲折辗转，在共产党实现“我们天下”的１９５０年④但那是后话，不管初正式运送至中共中央处。⑤④③是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上海，还是逃脱国民党压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江西省的中央苏⑤区），当时都未能编纂和出版党的历史文献。⑥二、延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与编纂
此后，中共在一定程度上编纂和出版党的历史文献，是在经过长征于陕西省北部建立根据地之后开始的。目前，能确认的陕北党史资９３７年夏由延安解放社铅料编纂的最早事例是１印出版的《中国问题指南》（“革命历史丛书之⑥。第１册收录了１、２册）９２６年至一”第１⑧⑦１９３１年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９２２年至１９３２年中指示９篇，第２册收录了１共中央的宣言和决议（包括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１３篇。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党的文献，以重要文件为中心，在长征时也一同携带，但转移途中有遗失，而陕北又偏僻，不便于重新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１２１·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史文件的评价是全面肯定的，即党的路线“在见《中国问题指当时的形势下是完全正确的”（南》第１册序言）。这也是当时张闻天的立场。《中国问题指南》第１册和第２册于１９３８年２月合订，由解放社以《红色文献》再次刊行。饶有兴趣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作出决定，对刊行的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和历史资料的版本实行统一管理。１９３８年２月中共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登载的《启事》声明：２月８日以后，中共的官方文件、领导人的著作及历史资料等全部委托延安的解放社等指定的出版机构印刷发行，对于此前以各种形式发行的书籍和册子的内容，中央不予负责①。这就意味着解放社合订出版的《红色文献》正是中共最早出版的官方文献集。历史文献的收集此后也继续进行，如中共的机关报、机关杂志有时会刊登征求某文献的公告②，但资料集的续刊即《革命历史丛书》）和《红色《中国问题指南》（文献》的续编并未出版。续编之所以未能编纂、刊行，当然有抗战９３８爆发等外在原因，但中共内部也有原因。１年以后，对于《中国问题指南》（《红色文献》）收录的文件评为“完全正确”的立场，党内开始出现不同声音，即有一些领导要求重新评价过去的路线。推动出现这样的评价变化，重新进行党史文献收集和编纂的，是整风运动时期的毛泽东。也就是说，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３年在延安与整风运动并行的是党的路线历程之总结。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党史资料的收集和编纂工作重新进行。新编纂的党的文献集是毛泽东所说的“党书”，即《六大１９４１年末刊行）和其续编《六大以前》以来》（③其后，１（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刊行）。９４３年将两书集绝不是它们的续编。关于延安时期有组织地收集党史资料的情况，有必要提及的是：在这样历史性地总结路９４２年３月２７日，根据中央书记线的过程中，１处的决定，设立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主任：康生，委员：彭真、胡乔木、陶铸、会（⑤。在该委员会设立陈伯达、范文澜、陆定一）之前（３月１８日），为编纂“适合中层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中央决定让胡乔木、陶铸负责资料的收集⑥。该委员会编纂的党史文件选集起初书名叫《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这是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４日毛泽东和任弼时向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等人要求收集、寄送若干文件时使用的⑦，经若干曲折最后成为《称呼）六大以前》那部文献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启事》，《解放》第３１期，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５日。②①例如《解放社为征集中共历史文献启事》，《解放》第４３、４４期，１９３８年７月；《征求文献启事》，《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９、３０日。③《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不仅收录以中共中央名义出版的文件（决议、指示、宣言等），也收录了刊载在机关刊物等上面的党的干部的文章，但并未收录事后写的回忆录。④主要有逢先知：《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工作的几个问题》，《文献和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党的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关志钢：《〈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与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１９９０年第３期；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３３—６４１页。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１—１９９７）》第３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４—５５页；《彭真年谱（１９０２—１９９７）》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００页。根据《彭真年谱》，这一天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六大以来》通读完成后，中央高级学习组从下周起开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缩编，印刷了《两条路线》。但这些文献集都没有公开发行，而是仅面向党员内部发行。关于这两种党的文献集，特别是《六大以来》的编纂过程及其重大意义，以帮助毛泽东完成编纂工作的胡乔木的回忆为代表，已经有④因此不再赘述。这里只确认说明了若干研究，⑦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１９０４—１９５０）》，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２１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第３６９页。《任弼时年谱（１９０４—１９５０）》，第４２２页。当时毛泽东和任弼时要求提供的文献是《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以下事实，即《中国问题指南》和《红色文献》是从把过去的路线视为“完全正确”的这种立场出发而编纂的，而毛泽东编纂的新文献·１２２·中共党史研究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中共党史上首次为进行党史资料编辑而设实际事务立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由胡乔木负责），通过索取在延安得不到的《汪①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１９２７年）等努力，史资料之价值。党史资料室是依照《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③设立于中央１９５１年７月２１日）料的通知》（宣传部之下的机构，《党史资料》则是由其刊行的杂志。依照《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党史资料室设立的目的是“有系统地研究、收集和保存党史资料”，其刊物《党史资料》“搜集刊载有关党史的各种资料、文件、文稿、回忆、传记、图片等，印发若干份，供党内高级干部参考……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革命战争的历史资料，目前亦可编入《党史资料》内”。这就赋予其收集党的全部历史资料以及红军和解放军资料的权限，因此，除党的会议记录和个人档案等之外的大部分历史资料都是该党史资料室的收集对象。这一时期之所以重新开始党史资料的收集，是因为当时正值新中国０周年之际。在这一特殊成立不久、迎来建党３时刻，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出版掀起了一股党史研究热潮，而党也有必要有组织地去进行资料收集。④党史资料室设立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刊行了《六大以前》。此后，也继续收集和补充党的历史文献。例如，在延安，为方便干部阅览，印刷了收录有胡乔木关于五四运动经过的文章和陈潭秋关于中共一大的回②但忆等资料集。尽管可以查阅到其中一部分，遗憾的是，并不清楚这些补充收集的资料的全貌，以及它们是以怎样的形态印刷出来的。另外，也不清楚负责收集这些资料的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存续至何时。尽管如此，延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探讨路线的是非）的和编纂是总结党的历史（一项政治活动，因此，它具有不同于一般历史高度的政治性）。甚至连上资料收集的特殊性（面提到的陈潭秋的回忆也被作为“党内文件”印刷出来，由此可见当时党史资料的特殊性。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史资料编纂新中国的党史研究及党史资料收集、编纂事业，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机构是１９５１年１１月设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的“党史资料室”。同年末，其机关刊物《党史资料》杂志创刊。至１９５５年春停刊为止，《党史资料》共刊行２４期，登载了当时收集的各种党史（革命史）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党史资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该领域唯一刊行的杂志，而且当初发行量很少，因此中国国内收集、存留有该杂志的大学和机构极为罕见。国内外的很多中共党史研究者也基本不了解该杂志和党史资料室的详细情况。在资料状况大为改善的今天看来，《党史资料》收录的文献并不十分珍贵。笔者之所以选取这本旧杂志９７７年以来党史研究重新兴进行考察，是因为１起后，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公开发表的资料中有很多实际上是取自《党史资料》。也就是说，现在的党史资料编纂和研究无意识地继承了中共党史研究起步时的时代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党史资料》是旧杂志，其本身依然具有考察当今中共党史研究现状的党２０１７年第６期①为编纂《六大以前》，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３年，中央文库的一部分文献也运到延安（潘合定：《上海“中央文库”和延安中央档案转移的情况》，《党的文献》１９９０年第１期；董永昌主编：《上海档案志》，上海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９页）。前注中提到的四份文件，在《六大以前》出版前只得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一件，其他三件未能得到。１９５１年《六大以前》再版时，才由中央办公厅补充进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３页）。②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藏。该馆所藏的资料集只有第２１—２４页，其中第２１页是胡乔木的《“五四”运动经过》（参见《解放》周刊第７０期（１９３９年５月）刊载的胡乔木《青年要发扬五四运动精神》一文），第２２—２４页是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后者公布了照片版（《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１１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７１—６７３页）。根据残存的这几页资料推测，其前后几页或许也收录了资料。继而推断，全书是一本党史资料集或回忆录集。③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学习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５８—２５９页。④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１—１９９７）》第５卷，第６２—６３页。·１２３·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一开始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兼任主任，１９１２—１９８８）任副后由近代史研究大家黎澍（主任①。尽管要遵照胡乔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指示，但实际业务由黎澍负责。１９５３年②此外，党史资料室７月，黎澍正式就任主任。③、王真（１９２３—２０００）１９０５—里还有缪楚黄（④、刘立凯（⑤等中国革命１９８９）１９１６—１９９１）当时所谓的“党史资料”指的是哪些材料。而且，由于对收录的一部分资料的出处也作了说明，可以推测当时收集了多少资料。大致而言，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的内外刊物（外国刊从２物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的中文刊物）中摘录的资料占了绝大部分，新撰写的回忆录倒是不太多。１９５４年第６期上刊登的吴玉章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情况》即是新撰写的回忆录，但这源于当年３月１２日黎澍向吴玉章要求其在《党史资料》上撰写关史、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其中，缪楚黄负责《党史资料》的编辑。关于党史资料室主任一职，黎澍的朋友中也有人指出：“这个工作是养老的差事，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主动要求调任中宣部党史资料室主任”的黎澍表示：“这是我历史的新起点，９４７年秋在香港时起，就把主要注意力转我从１到近代史方面来了。我现在是处于过渡时期，可以说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他表示享受“这个比较清闲的职务”，“只做收集整理资料⑥的工作，而不撰写党史著作”。①李海文：《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北京党史》２０１０年第４期。黎澍于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共，１９４９年以前主要在国统区从事记者工作。他将重点转向历史学是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半期执笔《辛亥革命与袁世凯》（１９４８年刊行）开始的。另外，根据缪青（缪楚黄之子）《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现经过》（《党的文献》１９９３年第３期）一文，党史资料室当初有若干位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是田家英，常务副主任是黎澍。作为不定期出刊的党内刊物《党史资料》，其创刊号据推测是于１９５１年末发行的。之所以说“据推测”，是因为该杂志创刊号上没有关于发行日期的记述。发行日期是根据“编辑后记”的日期（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３０日）以及第２期（１９５２年２月）、第３期（１９５２年８月）、第４⑦期（１９５２年１２月）的发行间隔时间类推的。②《黎澍先生编年》，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９６—２９７页。③④其传略参见缪青：《缪楚黄》，《北京党史》１９９６年第４期。其传略参见王桧林：《王真先生与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王真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任教，后来参与策划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纂。１９５８年，他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写的反共文章被发现，１９５９年被认定为右派，剥夺党籍、剥夺教研室主任职务（《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５４页）。关于该杂志的出版情况的唯一信息，是李海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一段叙述：……《党史资料》，每年四本。这套书当时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和党委党组００册，１９５３年扩大到地委部长级机关，只印８干部，也不过印二三千册。这套书从１９５１年底９５４年共出版了２４辑，３２０万字。现在已很到１⑧难找到，更难以找全。⑤刘立凯，山东威海人，１９３４年入党，先是在山东省各地任教师，１９４８年成为徐特立的秘书，自１９５１年在中宣部党史资料室、中央政治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院等任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图书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等处工作，１９８２年退休。主要著作有《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１９５３年）。李海文指出一开始的发行量是８００册，但９５２年第三、四辑的封底有“本刊笔者收藏的１限印五百本”的文字。不管发行量究竟是多少，每期封面上都印有“内部参考，不得外传”或“党内刊物，不得外传”的注意事项。由此可见，这是一本只限定于一部分干部阅览的特殊刊物，因此中国国内的很多党史研究者也并不⑨完全知晓该杂志的存在。⑥张生力：《黎澍之路（续一）》，《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陈铁健：《黎澍先生十年祭》，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７４页。⑦⑧⑨笔者手头的创刊号上印有“公元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４日收到”的图章，可见其实际发刊应该是１９５２年。李海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１４—５１５页。中国的党史专家经常错以为《党史资料》总共有２０期。如：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０页。通过浏览《党史资料》的目录，可以明白·１２４·中共党史研究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①黎澍积极推动文章刊于勤工俭学的文章一事。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案的通知》⑥。该通知强调，中央办公（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０日）载的另一事例是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②，可见委托撰写命活动》（１９５３年第１—２期）厅秘书局下设的中央档案馆筹备处今后统一收集管理党的历史档案。所谓历史档案与资料的界限十分模糊，即使一份文件被称为资料，但当这份文件是十分罕见的原件时，它通常也会被划分到历史档案中。９５５年这个通知的目的在在这个意义上，１文件）看作于工作调整，即将党的历史资料（一种历史档案，由档案馆统一负责档案管理和资料收集⑦。通知大致上得到了实施，这可以从曾三（国家档案局局长）在一年后的第二次全国档案文稿也有赖于黎澍本人的努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党史资料》上也有９５３根据新收集的资料撰写的考证性论文，如１年第２期王真的论文和同年第４期缪楚黄的论文。资料的收集和编纂也包含对所收集资料的鉴别。通过这些工作，即使不进行党史的研究，也能进行史实补充、纠正等方面的探讨。这类考证工作的一大成果是，前述《中国共产党的③另一三十年》在改版时对内容进行了修订。方面，《党史资料》上公开发表的资料不仅仅是党史研究所必需的，也是为给各种运动提供参９５４年秋学术界考资料而挑选出来的。例如，１兴起批判胡适的运动后，翌年第１期《党史资料》就变成了一本集中收录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士批判胡适文章的特辑。《党史资料》与其说是由组织推动，不如说是在黎澍、缪楚黄的个人努力下调查、收集资料的，因此其收集范围自然比较有限。创刊两年多后，１９５４年第３期刊登的《中央宣传部关１９５４年４于征集现代革命历史资料的通知》（月）述说了如下苦衷：中央宣传部自一九五三年起出版《党史资料》月刊一种，协助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种，并开始影印《新青年》、《向导》、《解放日报》等重要报刊。事实证明，这个工作不但必要，而且应当扩大和加强。但是目前集中到中央宣传部来的资料还很有限。还有很多书籍和报刊残缺不全或没有搜集到。各地供给《党史资料》的稿件亦很少，远不能④满足需要。①《黎澍关于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发起和一二批学生达到法国经过致吴玉章信》，《吴玉章往来书信集》，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２４页。②文章刊载前的详细经过，参照李锐：《黎澍十年祭》（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所编《黎澍十年祭》收录）。另外，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于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４年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中国青年》上也进行了连载（此后，１９５７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对此，李锐表示：“１９５３年在《中国青年》连载前，就在中宣部刚创刊的《党史资料》一、二期全部刊出。”《党史资料》刊载的内容是《中国青年》所连载的“４”以后的部分，但《党史资料》刊载版本的各章节内容和资料更加详细。例如，《党史资料》提及李石曾参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事，但《中国青年》连载时删除了该内容。这是因为在公开发表时，慎重地删除了被认为损害毛泽东形象的部分。③关于具体情况（中共二大的史实），参照前引拙稿《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另外，这些研究成果有时也会以如下形式公开发表，如刘立凯、王真的《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缪楚黄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学习杂志社，１９５６年）。④全文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７４４页。顺便提一下，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影印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集）》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于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４年由人民出版社刊行。此通知下发一年后，在未进行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党史资料》突然停刊了。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下的党史资料室也几乎被废止，变⑤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⑤⑥⑦根据缪青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现经过》一文，党史资料室是１９５５年解散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编：《档案工作文件和论文选编》第１集，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８—１２９页。在革命历史相关资料中，相当于“文物”级别的资料由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负责收集。参见刘建美：《六十多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近现代基本陈列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８期。与其说是受到了某种政治风波的影响，不如说是因为历史文献、档案收集工作由中宣部移交给了中央档案馆，由后者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可以证明上述结论９５５年４月，中的是，在《党史资料》停刊的１２０１７年第６期·１２５·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证实：“关于革命历史档案的收集问题：国务院决定，革命历史档案都归中共中央档案馆收集……去年４月开始收①。于是，中央文件等历集，现在有一些成绩”正确的展望。毛泽东于１９４２年关于中共党史研究意义的阐述便明确表示了这一点：“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⑤另外，党史，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史档案的整理和编纂就由中央档案馆（正式成立以前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系统集中负责。不久，《中共中央文件汇编》等大型文献集（１９５６年开始编纂，１９５８年初版，１９６５年增订版，全１３７册）及其简化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全１１册，馆藏版）就集结成书了②。但这两部书都只限于中央档案馆内部使用，人们通常并不知道其存在。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发行版１１册，公开发行版１８册）是以这两部书为基础编纂而成的。另外，杂志《党史资料汇报》于１９５８年６月创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后由中央档案馆）内部发行，继承了此前《党史资料》所承担的职能，即不时刊登党史相关资料，供高级干部③参考。即中国所谓的正史，是当时的领导者证明自身正当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方法。１９４２年的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党史研究的意义，而且亲自制定了历史文献编纂和党史叙述的大致框架，指出以前路线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的党史资料编纂亦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本文作者
石川祯浩，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京都 ６０６８５０１；本文译者
李晓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责任编辑
左
滕）①曾三：《在党的第二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总结》（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２日），《曾三档案工作文集》，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５１页。②《中共中央文件汇编》至今依然未公开，外部人员无法看到该书。关于该书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馆藏版）的片断叙述，可参见裴桐：《我从事档案工作的体会》，《中央档案馆丛刊》１９８６年第２期；王明哲：《近十年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档案史料的情况》，《党的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５期；谢莹：《继往开来·走向新征程———中央档案馆编研工作回顾与展望》，《档案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另一方面，在党史资料室的人员中，到１９５５年该机构解体后，从事资料收集和编纂的历史学家们，如黎澍、缪楚黄、刘立凯等人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共中央直属的智囊团（主任陈伯达，副主任田，分为哲学组（组长关锋）、经济组（组家英）长陈真）、历史组（组长黎澍）等小部门，实④换言际上是直接服务于毛泽东的秀才班子。③关于《党史资料汇报》，可参照本页注②中的各篇论文。该刊创刊之后的前几期，选取刊载了当时苏联返还不久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关于建党前后的文献。谢莹《继往开来·走向新征程———中央档案馆编研工作回顾与展望》一文认为：《党史资料汇报》具有向高级干部提供与现实政治相关的历史资料的使命。１９８１年整党运动时刊载了陈云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翌年则刊载了与“真理标准讨论”有关联的毛泽东亲笔书写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到２０００年为止，该杂志共发行９８期。由于笔者无法查阅到该杂志，因此不清楚２０００年以后是否继续发行。之，１９５５年以后，此前党史资料室所负责的两方面工作，文件资料方面移交给了中央档案馆，历史（党史）研究方面则移交给了意识形态工作（指专家们共同编纂《毛泽东选集》及撰写注释）的核心部门中央政治研究室。于是，党史研究在１９５５年以后暂且转移到外界难以接触到的党内深处。④于光远：《我和黎澍几个时期的交往》，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澍十年祭》，第１９页；冷铨清：《我所知道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党史博览》２００９年第５期；耿化敏：《改革开放前中共中央编写党史教科书的设想》，《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中共自成立以来就有意识地收集和编纂党史资料，为以后研究和叙述党史打下了文献基础。同时，对于中共而言，研究党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可以帮助其从大局上正确认识过去，从中吸取教训，对未来革命事业做出⑤《如何研究中共党史》（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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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党史笔记
这一抹诗“红”别具韵味——记《红色史诗》作者安顺英文文王翦枫安顺英(笔名“草川女”)的《红色史诗——读〈中国共产党历史〉诗记》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安顺英对此书进行了充实和修订。安顺英，河北省赞皇县人，供职于省教育厅，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红色史诗——读〈中国共产党历史〉诗记》，采用七言律诗形式创作，系统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描写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举起镰刀斧头向反动势力宣战，并在战火弥漫中历练，在围追堵截中拼杀，在血腥镇压中抗争，在烧杀抢掠中反击，最终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通过波澜起伏、气势恢宏的笔锋诗句，写出了共产党人、人民军队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气概和献身精神。在创作方式上，作者采用七言律诗和中华新韵创作，开启了别具一格的诗风。这本诗集称得上目前国内外第一部以诗词形式系统再现我党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专著，安顺英也成为用诗词形式系统反映党史的第一人。整本诗集一气呵成读下来，透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条红线”，我们也不难发现，作者寄寓在这本《红色史诗》中的一个历史答案。正如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写作学会会长刘绍本先生在题词中赞誉的：“这些以中华新韵构置的古体律诗，生动形象地回答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即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书中传出的音韵洪亮，铿锵作响！”缘何要创作出版这样一本诗集？安顺英说，身为20世纪60年代生人，从小唱着《东方红》《国际歌》长大，血液中早已融进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基因。而诗词又是他始于幼年的兴趣所在，很多东艺情文心www.hebgcdy.com西，不管是人或物，不管是看到的、听到的，有了灵感之后，他都喜欢用诗词格律记录下来。在阅读两卷四册党史的过程中，他每天会像写日记一样，用诗词做笔记，抒感想。于是，经过1年零4个月严谨而艰辛的创作，《红色史诗》付梓成册了。该书包括了从清末社会风雨飘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阶段的80个重大历史事件，每个事件成诗一首，80首诗作全部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前后连缀，形成一体。为了增强作品整体阅读的连贯性和韵律美，安顺英在诗集中统一采用了七言律诗和中华新韵创作，让读者在阅读中自然体会到一种酣畅淋漓、磅礴大气的感觉。此外，为了加深读者对整个事件的理解和记忆，在每首诗词的后面，他都附写了本人精心校对编写的注释和读党史笔记。读安顺英的《红色史诗》，总能感受到一种宏大磅礴的气势。他写《重庆谈判》，“弥天大勇谁能效？动地豪词蒋也寒”，写出了毛泽东正义在握、胸有成竹的雄韬伟略；他写《百团大战》，“二十万士同袭寇，一百余团共斩魔”，写出了八路军战士同仇敌忾、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他写《渡江战役》，“千帆齐发枪声骤，天堑灰飞变屑尘”，写出了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铁军神威；他写《向全国进军》，“解放全国今在握，人民军队定乾坤”，写出了中国共产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在安顺英的创作逻辑里，诗词是一种修养和正能量，这也是他创作、出版《红色史诗——读〈中国共产党历史〉诗记》的勇气和责任所在。他相信，只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创作就存在着无限的生命力。未来的日子里，他又要起笔新的创作，他说，“读中国共产党历史诗记的《红色史诗》，会继续写下去。”2021年第5期下／总第916期53